发现自我
图灵没有得到三一学院的奖学金。根据他的第二志愿，剑桥国王学院向他打开了大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克里斯托弗·莫科姆改变了图灵的人生。而进入剑桥则是图灵一生的幸运。
尽管当时的剑桥依然十分保守：大多数学生来自公学，很少数来自中产阶级下层；学校有严格的制度，晚上23点后宵禁，日落后要穿长袍，无长者陪同时不能接触异性。但图灵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尊重。剑桥宿舍的房间有两个门。按照传统，外门如果关着，就说明主人不在，或者不希望被打扰。图灵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再没人能侵入他的地盘对他指指点点了。
歪打正着，国王学院的风气尤其适合图灵。这儿以纯粹的道德自治权著称，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说：“……我们完全推翻了普适的道德准则，我们宣布，有权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什么是道德。我们要推翻所有的传统道德和观念，我们是严格意义上反道德主义者。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什么是真正值得拥有的，我们不存在道德上的责任，没有义务去承认或遵守它……”
在国王学院，天才有权利享受普通乐趣。一些老师积极努力，打破身份的界限。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都少于60人，这个小圈子的氛围融洽，十分强调善意宽容的人际关系。在这儿，图灵只需要最大限度地做好自己。
在剑桥，图灵没有加入一些热门的社团。他没法融入那种读剧本、探讨文化和道德哲学论文的聚会。但他在划船俱乐部里待得舒服，甚至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1933年，图灵写信给母亲，提到他想在放假时去苏联待一阵子，说自己加入了一个叫作“反战委员会”的组织，主要计划是在政府发动战争时，组织军火和化工行业罢工。对于图灵来说，反战的政治目的是次要的，他要表达的是质疑权威的决心。那时，他还爱上了看戏剧，最喜欢萧伯纳的《千岁人》。萧伯纳笔下的角色说：“抛开那枯萎的宗教和乏味的科学吧，掌控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尽情地在花园中嬉戏，直至时间让我们进入墓园。”舞台上那种不靠“正统道德”，而是依靠内心信念的真实的人，正中了图灵的内心。
他再次坠入爱河。对方是肯尼斯·哈里森，一位与图灵同级的国王学院奖学金获得者，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和克里斯托弗一样，他也有金色头发、蓝色眼睛。过去，图灵将自己对克里斯托弗的爱，掩藏在信纸上那些恭敬正式的法文套话背后，而这一回，图灵敢于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
当然，这一切自信的基础是图灵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归属。他和纯数学成了朋友。他的天赋和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1932年1月，图灵兴奋地写道：前几天我令一位导师非常高兴，因为我证明了一个定理。他说在我之前，该定理只被谢宾斯基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证明过。“我的证明相当简单，胜过谢宾斯基一筹。”等到1934年学业结束时，他获得了国王学院的研究奖学金，每年200英镑，而且他可以留下来争取研究员职位，这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
仅一年后，1935年春天，在研究员推选中，凯恩斯、庇古和学院院长约翰·谢帕德都给图灵投了赞成票。22岁的图灵，拥有研究员职位，3年中每年有300英镑的收入，不用交税，在剑桥定居，有良好的住房条件和饮食福利，并且可以在高级餐桌进餐。第一天，他就跟院长玩牌，赢了一些先令。
此时的图灵精神昂扬，他为人不再那么拘束，还有了一点风趣和幽默。他爱玩桥牌，爱喝啤酒，一次可以喝下一品脱。他喜欢到市场和街道上闲逛，有一次他在伦敦的法灵顿路上捡到一个小提琴，为此还饶有兴趣地学了一些课程。在研究员工作之余，他管理三一学院的本科生。学生们会到访图灵的房间，看看国王学院的古怪天才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个房间里有杂乱的书籍、笔记、未回复的信件。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有克里斯托弗的画、杂志上性感的男人图片。而图灵会抱着一只泰迪熊坐在炉火旁，前面放一本书。“这熊今天早上很搞笑。”他总是这样问候他们。那只泰迪熊是图灵1934年圣诞节时找母亲要来的礼物——他内心深处的孩童般的自由天性更加肆意了。
就是在这样的青春得意中，图灵迎来了自己的学术里程碑。1935年初夏，图灵像往常一样在午后沿着康河长跑。从1927年在公学时开始，他就爱上了跑步。这项运动不需要与外界发生关系，是“不合群”者的天然选择。最初，他跑得不是很快，因为扁平足，他的步伐和姿势也不好看。但他的意志力让他培养了很好的耐力。安德鲁·霍奇斯说，图灵爱上跑步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回归自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过跑步达到体力透支，以此来压抑生理和心理上的性渴望。
及至剑桥，跑步于图灵的意义显然不再沉重。在这个初夏的午后，跑完步的图灵在格兰彻斯特的草地上躺下休息。他突然想到如何回答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著名问题——数学是可以判定的吗？那一瞬灵感的牵引下，1936年4月中旬，图灵向纽曼提交了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证否了数学的可判定性。在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图灵机——一个用来研究数学的辅助模型。
同样是在这一天，大洋彼岸，普林斯顿的美国逻辑学家阿隆佐·丘奇也发表了他的证明。图灵的论文让纽曼感到十分震惊。他的证明方法比丘奇更为直截了当。在与丘奇的通信中，纽曼提出安排图灵去普林斯顿学习：“我要指出的是，图灵的工作完全是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人给予他任何指导或评论。重要的是，不能让他孤芳自赏，他应该尽快与该研究方向的先驱学者取得联系。”
图灵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原本计划买一艘帆船作假期娱乐，但最终决定攒钱去美国。
在普林斯顿，图灵的生活算不上丰富多彩。他和来自牛津大学的两位学者交往，爱上了曲棍球，他们每周在一起玩3次比赛。图灵有心关注了辛普森夫人和爱德华八世的八卦。他甚至专门搜集了剪报寄给母亲，并在信中和她讨论这场沸沸扬扬的绯闻。在当时的英国中上层阶级，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国王对国家的背叛。但图灵却说：“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干涉国王的婚姻。也许国王不该和辛普森夫人结婚，但这是他的私事。我不接受主教的说法，我也不认为国王需要承但什么。”
总体而言，新大陆让图灵失望了。初到普林斯顿，图灵在学术上相当自信，他在寄回家的第一封信里毫不客气地点评说：“这里的数学系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有很多最杰出的数学家：冯·诺伊曼、怀尔、柯朗、哈代、爱因斯坦、莱夫谢茨，还有其他一些人。不幸的是，哥德尔、克林、罗瑟和博内斯都离开了。我只在乎哥德尔……而博内斯，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已经有点落伍了。”
但图灵并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重视。爱因斯坦偶尔会出现在走廊上，但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冯·诺伊曼对图灵的思想感兴趣，但他关注的领域太多：量子力学、流体力学、博弈论……图灵机只是其中一个。丘奇邀请图灵在数字俱乐部演讲，谈谈他的《可计算数》论文。这次活动让图灵十分沮丧。“出席的人非常少。”他断定，“你必须名气很大，才会有很多人来。比如这周是G.D.伯克霍夫的讲座，他很有名气，屋子都坐满了，但实际上他讲得很不靠谱，后来大家都觉得很可笑。”1937年1月，《可计算数》终于正式发表了，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图灵非常悲伤地说，这让他曾经想到了自杀。
怀着一点衰败殖民帝国的高傲和不甘，他抱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很讨厌，“你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浴缸”。当一名卡车司机把自己油腻腻的手搭在他肩上和他搭话时，图灵被这种“粗鲁”吓了一条。更重要的是，他无法融入普林斯顿生活，不能理解美国学术圈里的人际交往。一次，图灵写信给母亲：“丘奇前几天晚上带我出去吃晚餐。同座都是大学的人，我觉得交谈挺令人失望的。他们基本上只谈他们来自哪个州，没有别的内容，还聊了一些旅行景点，反正我觉得十分无聊。”
与剑桥的传统精神氛围完全不同，普林斯顿是财富创造的知识世界。科学家在这里必须善于争取资金、运用财富。这要求他们争强好胜、抛头露面。数学系的领袖冯·诺伊曼是个中翘楚。他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自小就对金钱和人际关系拿捏得当。22岁那年，他通过了大卫·希尔伯特坐镇的数学博士答辩。据说，整场答辩希尔伯特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晚礼服，你的裁缝是谁？”
在普林斯顿，冯·诺伊曼拿到的薪水是他在德国时候的8倍。他每年换一部新凯迪拉克轿车，总是穿一身笔挺精致的西装。一到周末，他就请教授们上他的豪华大宅喝酒跳舞。而当醉倒的客人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冯·诺伊曼已经看过好几篇论文了。
对国王学院出身的图灵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想象。他常年穿一件套头衫。他不明白真理和金钱的关系。在他看来，“推销似的宣传学术是一种耻辱”，那些凭借学术而获得某种头衔或名气的人全都是“骗子”。两年后，图灵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冯·诺伊曼提出，以年薪1500美元聘图灵做自己的助手。图灵很果断地拒绝了。
普林斯顿和冯·诺伊曼对图灵产生了多大影响？图灵本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他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想法：“你经常问我数学的各个分支有什么用。我刚刚发现，我现在的研究可能有一种用处。它让我认识到什么是最通用的加密方法，它使我能够构造很多特殊、有趣的密码。其中有一种的加密速度非常快，而且如果没有密钥是不可能解开的。我想以可观的价钱把它卖给英国政府，但不知道这是否有违道德。你怎么想呢？”
图灵提出这个问题，实际意味着，他和剑桥的传统分道扬镳了。在那儿，人们信奉哈代的学术伦理观：“真正的数学家的真正的数学，比如费马、欧拉、高斯、阿贝尔和黎曼的数学，几乎都是完全没有用的。不能以用途为标准，来评价真正专业的数学家……在现代，应用数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目前无论在哪个层面，这些科目都几乎和数论一样没用。这是应用数学最基本的部分，也是纯数学最基本的部分，正是这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哈代坚持认为，有用的数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弊大于利，因为它总是被用于军事。
而在美国，兰斯洛特·霍格本从社会和经济效益来诠释数学的观点占了上风。《可计算数》为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安德鲁·霍奇斯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图灵的论文仿佛“晦涩的德国哥特式的丛林”，“能够读到最后的人，往往是在某个领域进行实际计算的应用数学家，比如天体物理或者流体力学，他们需要解很麻烦的方程。可是他们读完便发现，这篇论文几乎没有用，因为它并没有谈到如何在实践中制造这种机器”。
很可能，图灵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问题，只是跟着自己的直觉改变了研究方向。大概是在1937年的秋天，图灵已经警觉，德国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他那时每周都会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刊物《新政客》，其中会有一些关于德国内外政策的文章。
对图灵来说，军事工作只是为了有趣，并不是为了什么责任感，但他已经开始抽时间研究密码学。他想到，通过一个约定的密码手册，可以把单词转化成数，这样就可以把一条信息转化成一串二进制数。为了让敌人即使掌握了密码手册也不能破解信息，就要把这个代表特定信息的数，乘以一个非常大的密钥数，然后传输它们的乘积。这个密钥数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应该保证在一个德国人每天用台式计算器工作8小时的情况下，需要花费100年才能算出这个密钥。
在这个构想的驱动下，图灵设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电动乘法机，并为此自己制作了一个市场上买不到的继电器开关。普林斯顿的物理系有一个很小但是很不错的机械加工间，仅供研究生使用。朋友麦卡姆·麦克菲尔违规把钥匙借给了图灵，教他使用车床、钻机、冲压，告诉他怎么操作才不会切断手指。这次尝试的成功让图灵十分高兴。
这个数学上并不高级的计算乘法的机器使用了二进制进行实际运算。图灵第一次切实地尝试，由一个输入终端，用电流形式将数字表达给机器。这意味着“他越过了数学与工程、逻辑与物理之间的界线，他开始面对这个实体的世界了”。
避风港
1938年，图灵带着自己用面包板做的乘法机回到英国。前一年，英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德国方面的无线通信量增长。他们意识到，政府编码与密码学院这个老部门不但人手不够，在现代密码破译技术上也已经远远落布莱切利公园某工作小屋内的陈设后于德国。德国人的新型谜机成了英国情报问题的核心。
为扭转局面，政府决定雇佣60名密码专家。艾伦·图灵就此走入了时代的舞台中央。安德鲁·霍奇斯猜测：政府编码与密码学院的艾德考克教授自1911年来就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图灵曾在国王学院的高级餐桌上谈过关于密码的问题，得到了艾德考克的关注。波兰的数学家们已经对德国人进行了研究，开发设计了第一代破解密码的“炸弹机”。但他们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研究的能力，图灵们的目标，就是以此为起点，追赶德军不断复杂化的加密系统。
图灵如何看待自己的新工作？有一次他说，在战前，我的工作是研究逻辑，业余爱好是密码分析，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了。图灵并不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他的自由意志并不要求他对国家尽忠。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在战争初期，图灵就开始担心战后的资本征收，考虑保护他的积蓄。他花了250英镑，买了两块银锭，用一辆破旧的婴儿车，把银锭运到绅利附近的树林里。一块埋在树林里，另一块埋在桥下的河床里。他写了一份找回银锭的指南，并把它编码成密码。有一份指南被装进一个瓶子，埋在另一座桥下。他还考虑过一旦英国沦陷，他将如何生活。他还对同事彼得·吐温透露了计划──买一箱子剃须刀刀片，日后用来贩卖。
在一次闲谈中，人们说起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仍然要为德国工作。图灵认为，科学家会把精神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的内容上，并无暇考虑其意义。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也承认，纳粹确实刺激了英国科学家的工作。对图灵，一个更尖锐的刺激是：德国秘密警察首脑希姆莱嘲笑英国情报局任用同性恋者，而且特意讽刺说，德国的人才实在没有能力尝试如此有特色的行为。无论如何，图灵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的：图灵夫人在1941年秋天见到了儿子。他试着暗示她，自己在做一项很重要的事，有100来个女孩在为他工作。
布莱切利是一座小城，坐落于白金汉郡，恰好位于英国智力界的几何中心，从伦敦出发的铁路在这里分成两条，一条通往牛津，一条通往剑桥。在电影《模仿游戏》中，图灵与布莱切利格格不入，像当初在公学时那样，他几乎孤身奋战。
图灵对一切华而不实或官僚作风的东西都极其不耐烦。他受不了军方的管理。他欣赏尼格尔·巴尔欣的小说《小后屋》。在那本书里，军方官员被称为“贴着红标签的龙套型无脑职业”。他不能理解，领导为什么拿着考勤表，让他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班，工作到17点结束。而科学家们的一贯作风是从中午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一直到把问题解决了为止，然后他们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再过来。图灵为办公室申请了一桶啤酒，结果也被驳回了。
来布莱切利工作的国际象棋冠军休·亚历山大理解，在图灵看来，权威要基于理性，评价你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比其他人更适合眼下的项目。“他不会处理非理性的问题，他很难相信，竟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依据理性做事。他不懂得像其他人那样，在必要的时候忍容傻子和骗子。”
图灵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避免与部门高层直接接触，有时候，他会钻制度的空子戏弄他们。图灵一度对步枪很有兴趣，决定加入本土民兵步兵部。申请表格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在加入民兵之后服从军规？图灵填道：“随你便。”审查人员只看下面的签名，于是将他录取了。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在成为一流的枪手后，他就对当民兵失去了兴趣。民兵的长官费灵汉上校传唤图灵，让他对反复的缺席训练给出解释。他强调图灵有义务服从军规。这正中图灵下怀。“我不是军人，”图灵回答，“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会搞成这样，所以我没有承诺服从军规，你看看我填的表就知道了。”
图灵的无组织、无纪律、无级别意识让他成了军方的一个噩梦。但现实中，在布莱切利，他并没有遭受“迫害”。图灵上夜班时喜欢在清晨与哈利·哥洛博下棋。有一次，特拉维斯过来走访。他是政府编码密码学校的负责人、海军中校丹尼斯顿的副手。“嗯……咳……我看看你玩什么呢，图灵。”他不太高兴地说，就像舍监抓到学生在厕所吸烟一样。特拉维斯能做什么呢？“祝你能赢他。”他离开时，对哥洛博说了这么一句。
实际上的布莱切利就像一个知识分子们的高级公共自习室，有着很浓郁的国王学院味道。密码分析是不错的工作：很有意思，有收入，有荣誉，还能满足好奇心。“对于专业数学家而言，能够把一些基本的想法付诸实践，而不是一味地埋在超前的知识当中，这简直就像度假一样有趣。”这些知识分子普遍觉得，战争不能任由那些将军和政客们来操纵。“他们招募人员并分配到原有的各个部门以及同时期迅速增长的各个小组。他们全凭各自的能力和特点，完全缺乏统一性。这促成了政密学校的兴旺发展，但也使它失去了等级意识。”
但在破解密码的战时需求下，这一切都可以被容忍。图灵尤其能被原谅。艾伦对于数学机器很有兴趣，对机械化想法极具价值。由于他有丰富的继电器乘法机经验，能够洞察机器中的逻辑问题，他是领导研发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拿着他的文具盒，坐在他的营房里思考，到1940年初，在英国报表机器公司的哈罗德·克伊恩的帮助下，图灵新型炸弹机的设计就投入了实际制造。进度之快，是和平时期无法想象的。
海军谜机是归图灵的，他彻底地掌控着它。他拥有了指挥别人的地位，这是公学毕业卸任监督生后的第一次。他甚至有办法动用资源支持自己的工作。1941年夏天，丘吉尔前往布莱切利参观，被介绍给非常紧张的图灵。秋天，他就打破常规，直接写联名信给丘吉尔，提出需要招募更多人手。“亲爱的首相，几周前我们荣幸地迎来你的参观，我们相信你很重视我们的工作……”图灵写道。他在信件中签下了第一个名字。很快丘吉尔给参谋长伊斯梅将军传达了一份备忘录：“确保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完成后向我报告。”
确切地说布莱切利和图灵相互成就，它是图灵的避风港，使他免于到前线当炮灰，一心一意做他感兴趣的那些事。布莱切利接受了图灵的种种怪癖。为了防止花粉过敏，他戴着一个防毒面具来上班。他的单车构造独特，每当转到一定的圈数，一个弯曲的轮辐就会碰到一个特定的链节（就像密码机似的），以防止掉链子。有时候伦敦方面召集布莱切利庄园的核心人物开会，他完全靠两条腿跑完64公里的路程。他为了防止茶杯丢失，用一个链子把它锁在8号营房的暖气管上。和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影片中的西装革履不同，图灵依然极少关心外表。“他看起来总是刚起床的样子。他不喜欢用剃刀刮胡子，而是用一个老旧的电动修面器，也许是他怕万一剃刀刮出血来会使他晕厥。尽管他不吸烟，但他的牙齿非常黄。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指甲上面有奇怪的纹路。他从来都不清洗或修剪指甲，即使是在战前也没有，他总是习惯用牙齿来啃，把它们啃得更加糟糕。”有一次，艾伦在乡间散步，因为他糟糕的外表，以及总是摆弄篱墙上的花，所以被两名警察误以为是间谍，将他扣押审讯。
人们理解图灵身上的孩子气。有一次填写个人情况表，有些人恶作剧地帮他填上：“艾伦·M.图灵，21岁。”另一些人则说，应该填“16岁”。这一切都不妨碍人们喜欢和尊敬他。尤其是新来的年轻人。彼得·希尔顿来布莱切利时只有18岁。第一次见面，图灵直截了当地说：“我叫艾伦·图灵，你喜欢下棋吗？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听到希尔顿正擅长于此，他喜形于色：“哇，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彼得·希尔顿后来描述这位上级：“因为有些破解工作仍然是通过打孔卡片进行的，计数这些卡片上面的孔，是非常费力的一项工作，于是艾伦经常去帮忙。他总是用各种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从来不会瞧不起什么。如果某件事在具体实践中很难操作，他就会亲自去做。我们都很受他的鼓舞……和他一起工作非常快乐。他对那些不如他有天分的人也很耐心。我记得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他都会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他。”
图灵结交了许多朋友。他访问美国归来，给琼·克拉克带回一支很好的钢笔，给鲍博买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并贴心地为它制作了一个变压器。他还带回了许多糖果和一些好时巧克力作为8号营房的零食。
在布莱切利，图灵第一次和女性一起工作。《模仿游戏》对琼·克拉克的描述与事实不符：她并非害怕伤风败俗而只能在家偷偷工作，尽管行政部门坚决不同意授予她同等的报酬和级别，但她是布莱切利堂堂正正的专家。她与图灵并非“一见钟情”。她的哥哥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她在剑桥见过图灵一次。电影里，图灵隐瞒了同性恋的取向，向克拉克求婚，直到分手时才说明。但事实上，图灵在向克拉克求婚的第二天就坦陈了自己的性取向。
在1941年，人们认为婚姻只是一种社会责任，图灵多少也是如此。他造访一位丧夫的朋友，被这对夫妇之间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对家庭生活有了渴求。对于图灵来说，琼·克拉克不是普通的女孩，密码分析员工作使她的谈吐思维很像一个男人。图灵很愿意和她交谈：“因为感觉像是在和男人说话。”
当图灵直白地说琼就像男人一样时，她也不会生气。他俩能兴致勃勃地玩到一起。他们都喜欢国际象棋，一起挖泥土烧制棋子。图灵还学习针织，并且织了一副手套，琼教他如何收口。他们看萧伯纳戏剧和小说《苔丝》。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乡村骑自行车。琼在学校里学过植物学，这和图灵的兴趣一拍即合。琼给他讲解她如何给植物叶子分类。图灵指出，叶子绕着茎，盘旋向上生长，从下往上计数叶子数和盘旋的圈数，直到某片叶子正好与第一片叶子在竖直方向上重合。这时得到的数值通常是斐波纳契数。艾伦拿起一个冷杉球果，它清晰地体现了斐波纳契数，雏菊也是这样的。琼很好奇的是，这些数是否仅仅是一组数列，是否还有其他的性质。他们为此绘制了一些图表。
琼没有被图灵的性取向吓倒。令图灵惊讶的是，婚约仍然继续。图灵送了琼一枚戒指，带她拜访过自己的家人。他也和克拉克的家人共进午餐，她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位牧师。
最终，还是图灵决定终止这段感情。他曾经说出过几次“我真的爱你”，但他或许意识到自己无法给琼真正的爱情。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累丁狱之歌》中的句子：“人必毁灭他之所爱，且看他们不同手段：有人是用横眉冷对，有人是用蜜语甜言；懦夫献上轻轻一吻，勇者挥出锋利的剑！”她也理解了他。
走出布莱切利
1943年圣诞，依靠密码破解的帮助，英国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而图灵却默默地搬到了布莱切利附近的汉斯洛普庄园。
电影《模拟游戏》把图灵塑造成权力之争的失败者。图灵确实失去了在布莱切利的领导权。更会处理人际关系、能写出规范而清晰的备忘录的象棋大师休·亚历山大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像电影中描述的那么糟。图灵知道亚历山大更适合做领导。杰克·古德说了个故事：“自从工作时间延长到24小时，我们实行了三个时段的轮班制度。有一个女孩总是说压力大，精神焦虑。于是休提出，将轮班制度改为五个时段，增加了两个时段的人手。几个星期之后，他又说五个时段不好，又改回三个时段。于是就裁掉了两个时段的人手，你应该能猜到谁被裁掉了。”人们把这件事解释给图灵听，他乐得放声大笑。他从未想过还能这样处理问题。
事实上，图灵并不在乎这些，他对驾驭他人没有兴趣。如果他愿意，他本来完全可以坐上协调委员会、英美委员会、未来的政策委员会的位置。但是他的兴趣只是做科学研究。对于其他人来说，战争带来权力和影响力，而对于图灵来说，战争带来的是新的实验和想法。在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已经转移到语音加密上了。
汉斯洛普庄园是战争赋予图灵的最后庇护所。在军事化管理的汉斯洛普，他穿着带有破洞的运动夹克和过时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在工作中，他会像士兵打了败仗一样嘟囔着咒骂，疯狂地抓头发，发出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嘎嘎的声音。在焊接电子管的时候，他经常忘记关掉电源，然后他就触电了，并开始大声嚷叫。”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中，汉斯洛普有新鲜的鸡蛋、山鹑和野兔。图灵可以在睡前心满意足地吃上一个苹果。图灵对美食很感兴趣，他得到了一份分辨菌类的指南。他经常绕着田野慢跑，或是思考问题或是寻觅蘑菇，据说找到了很多特殊品种的蘑菇拿给负责日常饮食的人烹饪。午餐时，他喜欢谈科技方面的话题，比如为什么雷达波在水里很难传播，或者火箭如何加速推进。他也喜欢听些外界的绯闻、八卦和阴谋。与在布莱切利不同，他甚至融入了普通人之中，应邀参加一个普通士兵举办的酒会。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聚会上，他偶尔尽性狂欢，跟国土守备队的女士们跳跳舞。
大家都觉得图灵很有活力，他赢得了运动会跑步比赛。他拒绝专车接送，在绝大多数早晨，图灵都是自己骑着单车去上班，哪怕倾盆大雨。有一天，图灵迟到了，而且衣着比平时更加凌乱不堪。他拿出一沓200英镑的钞票，说是在树桩中挖出来的，而两块银锭还是没有找到。他知道战争就要以胜利结束了。
在太平洋彼岸，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已经于1943年4月开展了ENIAC项目──电子数字积分式计算机。冯·诺伊曼敏锐地想到：可以用这机器去计算原子弹冲击波的能量。在他的牵头下，ENIAC建完后第一项测试任务是核弹方程，整个测试将原本几个月的人力计算缩短到了几天。原子弹项目组的S.弗兰克尔说：“在大约1943年或1944年，冯·诺伊曼意识到了图灵在1936年发表的《可计算数》的重要性……他非常坚定地向我强调，那些巴贝奇没有提出的基本概念，全部应该归功于图灵，我很肯定他也向其他人强调过这一点。”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图灵却失去了进行研究工作的黄金条件。以智力而论，那时的他集中了前人未有的经验：单纸带通用机经验、大规模电子脉冲技术的经验，还有把密码分析的想法变成机械过程的经验。1939年之后，他一直在思考符号、状态和指令表，以及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它们做成实际的机器。现在，他可以把这些想法都集中起来了。但是，图灵的研究并不以世界的现实发展为目标，他想要解决的是决定论与自由意识之间的矛盾。没有了战争的推动力，用安德鲁·霍奇斯的话说：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没有实用价值的“大脑”付钱
图灵加入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数学部，被任命为临时高级科学官，工资是每年800英镑。
过去的这场战争，可能给图灵造成了一些错觉，使他把某些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对图灵来说，破解谜机比那些附带权力的人际关系要简单得多。他并没有意识到，在战争中，他的工作被放大到极其可观的规模，别人替他完成了所有的组织和协调，而且得到了丘吉尔的个人支持。
数学部监督人约翰·沃默斯利桌上一本叫《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别人》的书。他拥有管理天赋、精于利用名人效应、和蔼、热情、对待重要客人懂得优雅的办公礼仪、对报告内容使用圆滑的处理手段。这些都不入图灵的法眼。图灵心里鄙视他不懂科学。沃默斯利在1945年早期前往美国考察，他甚至不懂得如何把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导致一无所获。其实沃默斯利做了自己该做和能做的。他给图灵的研究项目取名叫“自动计算引擎”（ACE）。图灵后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唯一帮助。事实上，沃默斯利为了让这个项目能够获得批准，施展了很多政治技巧。有一次，图灵在办公室里公然对沃默斯利粗鲁地吼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沃默斯利指责图灵什么，图灵就转过身背对着他。后来，每当沃默斯利带人参观克洛默楼的时候，总会带着一种非常夸张的敬畏，从很远的地方，指着图灵的办公室说：“啊，那个就是图灵，咱们不要打扰他。”
ACE报告在1945年底全部完成后，沃默斯利知道如何为它打开销路。他大肆宣传这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投资……光学、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将产生革命性的进展”。在国家实验室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沃默斯利介绍图灵，说他是“数理逻辑领域顶级专家”。他让图灵尽可能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项目。委员会一致决议支持，同意与上级部门共同协商经费及其他方面的事宜。但这个结果却让图灵愤怒和不满。他认为，委员会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与他的学术思想的共鸣，而是出于政治和统治的需要，图灵认为提交的报告中不得不有一大部分内容是扯淡，只是为了取悦那些“矮胖子”。
当年的布莱切利拥有绝对的优先权，其他组织为之做出了大量的自我牺牲。然而到了1946年，尽管邮政实验室的工程师们的技术实力完全可以帮助图灵进行开发，但那里的负责人拉德雷，却根本没有积极性。此外，国家物理实验室的人事部门，僵化地在脑力劳动和工程实践之间划出了非常清楚的界线。图灵感到处处受到限制，他在使用设备时必须填表申请批准；不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制造ACE的电路，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设备以供图灵自己动手。
“他的情绪变化就像它研究的水银一样起伏明显。”同事威尔金森回忆说。图灵没有在国家物理实验室得到新的友谊。他把大量业余时间花在跑步上，他每天都会花两三个小时进行训练，周六下午还会代表当地的健身俱乐部参加比赛。时间允许的话，他会跑上10公里，穿过伦敦西区，跑到邮政实验室，去看看延迟线的缓慢进展。每隔几个月，他还会一口气跑到18公里外的格尔福特，去看望图灵夫人。甚至，如果不是因为意外受伤，他就将代表英国参加了1948年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了。1948年的一次跨国赛跑比赛中，他还跑赢了同年奥运会银牌得主汤姆·理查兹。
跑步之外，图灵靠战争时代结下的友谊打发业余生活。他时不时会跟大卫·晨佩侬见面，一边打乒乓球，一边探讨概率论，他们还发明了一种下棋的方式，一个人走棋时，另一个人要在花园里跑完一定的圈数。跑得越快，对手可用的时间就越少，但如果跑得太快，又会抑制自己的思考，所以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他还保持着孩子气。他拉着唐纳德·米奇帮助他寻找当初埋下的银锭。狡黠地给了米奇两个选择，其一是把找到的银锭分给他三分之一，其二是每次寻找付给他5英镑工资。理智的米奇选择了后者。他们来到绅利附近埋藏第一块银锭的树林里，但图灵发现，路标已经在1940年被更换了，他失去了参照物。第二块银锭，图灵知道埋在哪里，但是当他站在湍急的河水中时，他意识到这块银锭永远都找不到了。
随银锭而去的，还有图灵在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像他的父亲一样，当体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运作时，他就辞了职。“当我忆起旧时光，我很想念我爱的人。”1947年9月30日，图灵离开吵吵嚷嚷的ACE项目，重返国王学院，继续当他的研究员。在那儿，图灵又可以安心当心底深处的那个男孩了。图灵买了一个带蒸汽机的玩具，整个下午都在玩它。他有时会给罗宾看他16岁时的照片：“你看我当年还挺帅的。”在国王学院，他时常还能约到年轻小伙子一起喝茶，并和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奈维尔·约翰逊建立了伴侣关系。
但那时的图灵依旧在挣扎之中。“他在战争中获胜了，却要在和平中失败吗？”安德鲁·霍奇斯写道，“他可以回国王学院，继续做他的讲师；他可以回到希尔伯特和哈代的世界，就像过去的9年不曾存在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图灵的精神世界已经变了，他不想撤退，他舍不得他发明的计算机。如果他想使用计算机，现在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去曼彻斯特。”
图灵在曼彻斯特谈不上多愉快。这所大学陈旧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上到处是弹坑，墙角被炸得残缺不全，沾满了黑色的煤灰。学校不远处就是煤车的轨道，对面还有戒酒协会和贫民区。1949年3月，图灵写信给弗雷德·克莱顿说：“我已经逐渐习惯这个世界了，但我仍然无法习惯曼彻斯特。”他在那里很少有社会交往，每隔几周就回伦敦找奈维尔。
在曼彻斯特大学计算实验室，图灵的主要工作仍然在计算学理论上。1950年，他提出了“图灵试验”：让测试者向两个对象——一个机器和一个自然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根据双方的回答，测试者不能辨别孰为机器，则这个机器应被视为有智能的。此后，他对计算机的研发不再有执念。他回到剑桥，在柴郡乡下认真收集野花，在一本破旧的《英国植物志》上找出这些花，然后把它们归入剪贴簿，在一大张地图上标出它们的位置，再做一些统计。“形态学”占据了他的大脑。
1951年，曼彻斯特大学拥有了一台“马克1号”计算机。图灵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他的形态学论文也完工了。图灵的人生似乎又要展开美好的新篇章了。但就圣诞节的牛津街上，他遇到了阿诺德·莫瑞。时代的洪流再一次将他卷入。
（参考资料：《艾伦·图灵传》，安德鲁·霍奇斯著，孙天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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