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可能是中国帝王谱系中最为倒霉的皇帝之一，他接手时大明江山已是一片风雨飘摇。天灾人祸可谓不断，天下事几近糜烂。但这不意味-切都已经绝望，事实上他本人也没有绝望。但是，他的治国方略使人难以恭维，在位十七年，任用宰相多达五十。放手使用宦官，诛杀了尚可与清抗衡的袁崇焕。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改革，即位之初就采纳了刘懋的馊点子：裁削驿站，据说可省金钱数十万。结果陕西大饥，花银十万两也不能解决问题，失了驿站生计者也就相聚为盗，在葬送明朝江山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诚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所说：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只须汰其滥矣。何至刻意裁削，驱贫民而为盗乎?
驿站的设立可能也不仅仅是为了笼络有力之人，驿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权运转中所应有的一个层面。仅仅为了节约开支，将其一概裁削，必然会造成大批有力之人失业。失业者不造反谁造反?这样的政策使明朝经济没有丝毫好转。在崇祯末年，为抵挡清兵，也就拿出了内帑钱数万。每个守城的士兵所能领到的也就是二十钱。士兵发牢骚说这钱只能买五六个烧饼。到后来连买烧饼钱也不发，直接使京中富家出钱养兵，百金之家出银五钱。就是妓家也要出五钱。崇祯自己说：“一家岂无二三妓?其家故可出五钱。”最为怪异的是，不能说皇帝手上没钱，因为史料记载，李自成破城后，取十七库银而去。如此政治，如此经济，明之灭亡真算得上不察而烛。
可以说崇祯在很大程度如同一只破船的船长，不作任何修补，一味地向着黑暗前进。就是这样一位帝王，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也曾想过要聚拢人心，也曾想过要通过罪己的办法重新振作。
然而，今天去看崇祯的罪己诏会深深感到罪人容易罪己难。崇祯七年十月，因为义军逼凤阳，直接威胁到了皇陵龙脉，而各路官军不是观望则是淫掠。为保皇陵，崇祯不得已下诏罪己。这个罪己诏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大的罪过，只说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当。不仅开脱了自己，也把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这种思路其实是他一贯的理念，否则他也不会说：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
比崇祯早600多年的宋太宗在位时曾因蜀中乱后也下过“罪己诏”，其思路几乎与崇祯如出一辙。“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史官认为这是引咎深切，实际细看不难发现，责任全在别人，自己至多就是用人不当。都是那些一线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的错，他们不能惠民，不知和谐。这样的“罪己诏”与其说是罪己不如说是罪人。这才叫罪人容易罪己难。
皇上虽然消失了，但贪官并没有消失。今天我们看不到“罪己诏”，却可以看到贪官入狱后的悔过书。
不同的是罪己诏都是别人代笔，悔过书都是贪官亲书。无论是代笔还是亲书，思路惊人相似，都是别人的错，全是别人的过。
“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是一些贪官悔过的常用语。入狱后还要狠狠地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中有几个如此贪得无厌的?有几个包二奶三奶的?“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是贪官爱说的又一理由。社会风气良否，首先得看官场风气良否。腐败者大刮关系风、人情风、裙带风，搞坏了风气反说受风气影响，诿过于人和社会风气，仿佛腐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让他走上了腐败的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则是对比尔·盖茨这类资产阶级人物的蔑视和侮辱。
而诿过于入早已不再是贪官悔过书的专利，单位层面，一出事全是临时工的错。这岂是耻感的失落?这是昏庸皇帝罪人容易罪己难的翻版。所以贪官不会有犯罪感，出事只会使他们深感冤枉。
一个没了“羞耻感”的人会怎样?一个没了“羞耻感”的社会会怎样?《金瓶梅》对此描绘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