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创造奇迹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生活于斯、成名于斯的陈永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当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最终为陈永贵冲出山西提供舞台和机缘的是发生在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给大寨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山西省委得知这一严重的灾害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扶持大寨。陈永贵婉言拒绝，他依靠群众，使大寨闯过了难关，奇迹般地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重要社论，大篇幅地对大寨进行了报道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予以全文播诵，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开始名扬全国。
毛泽东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一天，他乘坐的专列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泽东听后投以赞许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而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当时，我国经济在国际上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随后，大寨，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
“学大寨运动”被推向巅峰
“文革”开始后，陈永贵也同很多革命群众一样，积极参与并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当时陈永贵支持并参与夺权是为了搞生产。他在昔阳县的夺权大会上明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
从1968年冬季开始，在他的主持下，一个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相继展开。
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学大寨村、举大寨旗”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停止过。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学大寨运动以燎原之势，遍及神州。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1975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
针对大寨的质疑渐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学大寨运动被推上了极端。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尔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大寨红旗”最终飘落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40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过去的贡献和成绩。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选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