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开始在中国大力传教，一些传教士自带本国的食品，有些甚至带有本国厨师，或雇中国厨师按照西方的方法来制作西餐。
当时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西餐很感兴趣，康熙皇帝在向传教士垂询西方情形时，就对西方人的饮食颇为留心。随着清朝官员们与传教士交往的增多，一些简单的西餐也开始登上了官员家宴的餐桌。
尽管一些上层人物对西餐带有些许好奇，但在民间对于这种“夷人的食物”的态度更多的是不解和鄙夷。比如作为与外国交往通商的重镇，广州的民众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接触到了西餐，但当时，对于这些“番鬼”们所吃的食物，民众有着一种天生的反感。
在一本名为《旧中国杂记》的书中，收录了一封写于1831年的一位罗姓广州居民给北京朋友的信。在信中他告诉朋友：那些外国人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话叫做苏坡(汤)，接着大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的几乎跟活鱼一样。另外，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在吃的时候，他们用一把剑一样的东西将肉一片片切下来。由此这位罗姓广州人推断“‘番鬼’的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由此感叹“他们的境况多么可悲”。
他在信中还给朋友介绍了两种我们今天常见的食物：“……然后是一种绿白色的物质，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酸水牛奶的混合物，放在阳光下曝晒，直到长满了虫子；颜色越绿则滋味越浓，吃起来也更滋补。这东西叫乳酪，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红色的液体吃，这种液体会冒着泡出杯子来，弄脏人的衣服，其名称叫做啤酒……”
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