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队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小时飞行经历的19岁德国青年驾驶一架运动飞机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为此,苏联国土防空军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因为前者是一般的民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有心投奔西方“自由”世界的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间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机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他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立即向上级报告。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应。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一批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王宝玉驾机叛逃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
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珠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双侧减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苏方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
尽管如此,歼—6飞机的减速板仍未能修复。但我方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飞机留在苏联。于是,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果断决定:驾驶打开减速板的歼—6飞机空转回国。即使飞不到目的地,万不得已被迫舍弃,也要让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最后,这位副团长驾驶着这架故障飞机,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选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