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吃特供还不能让皇帝们放心，还得再搞一些严刑峻法，让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不敢马虎大意，也让那些送饭的小太监不敢搞小动作。这方面的严刑峻法都有哪些呢？
皇家的食品监管
我们翻翻《宋刑统》和《唐律疏议》就知道了：“拣择不净，徒一年；进御不时，徒一年；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不品尝者，杖一百；误犯食禁，绞。”
意思就是说，在御膳房里做勤杂工的家伙，如果择菜择得不干净，或者淘米淘得不干净，判处该勤杂工一年劳改；御膳做好，负责传膳的小太监，如果耽误了工夫，以至于御膳不太新鲜了，判处该小太监一年劳改；要是办膳的御厨不小心，使御膳里出现苍蝇或者老鼠屎什么的，判处该御厨两年劳改；御膳端到皇帝跟前，在旁边侍候的小太监得先尝一遍，如果偷懒不尝或者少尝一样，这个小太监得挨一百大板；如果御厨配菜不得其法，不按既定的营养配方烹调，使皇帝吃出了毛病，那就得判该御厨绞刑。
下面说说唐、宋两朝对平民的食品安全，有什么法律规定。
卖注水肉打大板
《唐律疏议》里是这样写的：出售腐败变质的食物给其他人，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出现某种疾病的，劳改一年，同时“赎铜与病家”，也就是赔偿人家医药费。如果导致购买方死亡，处绞刑，同时把家产的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赔偿给死者家属。
北宋前期完全继承唐朝的法律，所以，《宋刑统》里的相关规定和《唐律疏议》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到了北宋中后期，法律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又增添一些规定：肉贩在猪、牛、羊肉里注水并出售的，“杖六十”，即打六十大板。要是打完再犯，“徒一年”，即判处一年劳改。
我们还可以把目光稍微向后瞄一下，跳出唐宋，看看明朝的法律规定。明朝嘉靖三十三年规定：“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意思是说，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粮食和食盐里掺沙土的，打八十大板。从法律条文上看，明朝的食品监管更具体，也更严格。
法律与现实也脱节
在专制社会里，人治大于法治，法律条文再严格，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也等于一纸空文。
宋朝有位士大夫叫袁采，写过一本流传很广的《世范》。袁采根据切身体会，揭露了社会上的一些恶风陋俗：“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
奸商们为了多赚黑心钱，想尽种种办法坑害消费者。他们在肉里注水，在粮食里洒水，在盐里掺灰土，往鸡肚子里塞沙子，把鹅和羊的身体吹胀，把腐烂的菜蔬装扮出新鲜的样子，把伪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点儿良心都不要了。
宋朝关于食品监管的法律条文是非常严格的，假如那些法律能够贯彻执行，假如黑心奸商能被查处，假如六十大板能打在他们屁股上，那么，袁采绝不可能把奸商横行的现象写在他的书里。
我们再听听宋朝其他士大夫是怎么说的。
南宋遗老周密回忆说，他在临安生活的时候，临安市面上“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
南宋大臣洪迈回忆说，他去金国出差，途经开封，在开封粮油市场上买过一袋小麦，感觉很干燥，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就发芽了，他才知道粮贩子往小麦里掺了水。小麦吸水能力很强，往麻袋里装一百斤小麦，头天晚上倒进去二十斤水，第二天中午就干了，一过秤，一百斤变成了一百二十斤，但是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而且籽粒饱满，卖相极好。买家不知道真相，不知道赶紧把买来的麦子晒一晒，水在麦粒里出不来，小麦自然就发芽或发霉了。
两斤酒掺一斤水
宋朝奸商可以说俯拾皆是，他们卖猪肉掺水，卖粮食掺水，卖酒也掺水。宋朝还有位士大夫叫陈世崇，他听人唱过一首曲子：“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新。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达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华亭就是现在的上海，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价不高，用一贯纸币能买三斤，其实光酒瓶子就重三斤，酒里掺的水又有一斤，把一贯纸币花出去，只买到一斤严重兑水的假酒而已。
不过，比起现在的假酒来，那时候的假酒并不算太假，毕竟只是掺水，不像现在的奸商，胆敢用工业酒精冒充原浆。喝了宋朝的假酒，吃亏的只是钱包；喝了现在的假酒，损失的可是健康，甚至生命。
宋朝奸商很过分
宋朝的假酒之所以危害偏小，倒不是因为那时候的奸商还残留着一些良心，只是因为当时技术手段落后，没那么多化学物品可以用来造假而已。事实上，宋朝风气之坏和人心之恶，并不亚于今天。
举个例子，宋朝的秀才每年都要祭几回文庙，祭祀完的猪肉，一般都是大伙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气炎热，猪肉放不住，上午祭祀，下午就臭了，分给谁都不要，为了避免“浪费”，他们就把那些猪肉兑给肉贩子，肉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异味儿暂时没了，肉色还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卖给不懂行的消费者。肉贩子奸恶倒不怕，满口圣贤大道理的秀才们，竟然也把变质的猪肉转售于人，看来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并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农民也很过分。我读过南宋明教和元朝白莲教的宣传小册子，都说战乱之时，江浙的农民用尸体养鱼喂猪。众所周知，人体毒性很大，腐尸毒性更大，猪和鱼吃了尸体，毒素必然在它们体内存留。农民把这种鱼和猪卖掉，自家人只吃正常喂养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恶。故此明教号召人们吃素，而白莲教的小册子上则慨叹道：“猪吃死人肉，人吃猪肚肠。我见世途恶，作业不思量。”
靠因果报应监管食品
南宋时，明教盛行于江浙和福建；元朝时，白莲教盛行于江西和湖广。常识告诉我们，政府失职的时候，邪教会受到欢迎；法律架空的时候，信仰可以填补空白。
古代中国是缺乏信仰的，不缺的是迷信。为了让自私自利的伪劣食品提供者受到教育，不敢继续作恶，唐宋两朝的文化人生产了一大批因果报应作品。在那些作品里，卖注水肉的贩子死后堕入地狱，被牛头马面往自己体内注水，来世投生为猪；卖变质面的商人死后变成饿鬼，每天靠泔水为食，来世投生为驴。还有更明显的“现世报”：某年某月某日，一个大城市的街头晴天霹雳，八十个造假害人的商贩同时被雷劈……
选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