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戏曲业非常发达，这里有两个观察指标：其一，随着戏曲娱乐业的兴盛，从业人员的增长，在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都建立了地方戏曲界的“自治组织”——“梨园公会”。其二，戏曲在清代社会受欢迎程度也是空前的，当时的阔绰人家、达官贵人办个喜庆、宴请个贵客什么的，如果没有叫来戏班子演戏助兴，简直就显不出排场。就连乾隆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节戏”与“宫廷大戏”，创立宫廷演戏的“月令承应”与“庆典承应”制度。
但就是这么一个热爱戏曲的皇帝，又非常热衷于禁戏、限戏。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钦点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拉开了乾隆朝严厉禁毁戏曲运动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又在上谕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再次下发“禁戏令”，要求各省督抚：“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禁戏的严厉程度，为有清一代之冠。清廷对民间戏曲的禁毁，也不仅发生在乾隆朝。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当时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折子戏片断、民间小戏、时曲唱本，如滩簧、花鼓、弹词、五更调、鲜花调、码头调、河船调等，都有戏目、曲目被列为必须禁毁的“淫词唱本”。
禁戏以防老百姓“仿戏”
观剧看戏，本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与娱乐，大清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对此如防大敌，这也不让看，那也不让看？个中原因，道光年间一个叫徐时栋的官员说出来了：“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而是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因此，官府必须严格控制、限制戏目，宣扬暴力与造反思想的“水浒戏”、“历史戏”，当然要坚决禁毁。用徐官员的话来说，“一切如《水浒传》、《说唐》、《反唐》诸演义，并禁绝之。已习者，不得复演。未习者，不许复学。”
有意思的是，几部戏曲史上著名的爱情戏目，如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都在禁戏之列。因为在官府看来，“《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官府是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的，他们禁戏其实有着良苦用心：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清代戏曲地位低下
前面说道，清代的戏曲界出现了“梨园公会”这样的“自治组织”，但这里的“自治”是必须打引号的，因为清政府不会允许民间戏班子摆脱权力的控制网络。据《燕都名伶传》记述，京城梨园的会首（伶人组织的头目），为“内务府堂所派”，即内务府控制了伶人组织的领袖人选；内务府还任命旗人当“堂郎中”，作为京城梨园的“主管单位”，会首遇有重大事宜，要叩请堂郎中定夺；梨园子弟“每组新班”，“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俟准后始能出演”。而堂郎中习惯搞官僚主义，对组建戏班的申请“经年累月，不易揭晓”，所以又需要会首跑内务府送礼请托。与其说当时的戏曲界是自治的，不如说朝廷与官府从未放松过对这一领域的管制。
戏曲业在过去一直被当成“贱业”看待，这当然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歧视。到了清代，从表面的一些迹象看，似乎戏曲界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不但有了本行业的“自治组织”，连皇帝都成了戏迷，一些出色的伶人甚至获得了相当大的“隐权力”，如清末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但实际上，戏曲业的“卑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观，大清皇帝对他们讨厌的戏目，想禁毁就禁毁；官府对从业的伶人，也视之为权力的附属品。可以这么说吧，在清代，戏曲其实还是被权力随意玩于掌股之上的“贱业”。
选自《大众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