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通常被认为拓展了中外贸易交流，但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不仅如此，因郑和下西洋所形成的“赍赐经济”还给大明帝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
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中国推行海上贸易的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郑和自己曾说，出使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白银，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及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都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朝贡使团来中国“吃大户”
郑和下西洋也使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可以免费搭乘他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能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也成为日后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
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赍赐经济”给大明带来沉重负担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五品以上高级干部工资的70%为实物，五品以下的60%为实物。明成祖死后，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宣德九年（1434年）以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发放给了官员们。不久又扩大到军队中，军饷的一半由胡椒、苏木代替。这种特殊的“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四十多年，直到因胡椒、苏木库存耗净才停止。“万邦来朝”的库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个世纪，其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摧毁航海技术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