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价值连城也是家喻户晓的宋代社会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作者是宋代赵佶朝供职翰林画院的宫廷画师张择端。整个画面沿汴河展开，自然流畅，点面结合，真实细腻，生动感人。画面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描述了汴京郊区农村景象，树林、淡雾、茅舍、驮炭的毛驴车队，表现出北国早春的氛围。往前则是萌芽的柳林，交错的乡间小路，扫墓归来的人群，点出了“清明”。中段画面描述了汴河中往来穿梭的船只，吃力前行的纤夫，河上木制“虹桥”上熙攘拥挤的人群、车辆。最后一段描写了市区街道，街上车马行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摩肩接踵，两边酒楼店铺百肆杂陈，香港宋城仿此图而造。好一个“百家技艺向春售，千里农商喧日昼”的“丰享豫大”景象。全面反映出作者对北宋永平时期汴梁生活的赞美和怀念。《清明上河图》自成画之时便被列入“神品”，而历代鉴赏家更是视其为无价之宝。因此，历代皇亲国戚、权臣富家，为争夺它演出了一幕幕悲剧传奇。
《清明上河图》成画后首先收藏在北宋宫廷内，后在南宋理宗时被权臣贾似道得到。1126年11月金兵攻人汴京后，《清明上河图》被贼人混水摸鱼偷到民间。南宋时，临安（杭州）街市上出售的摹作复制品很多，售价一两银子。到了1206年，蒙古人灭掉金朝、南宋建立元朝，元朝统治者四处搜刮财宝，《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收入皇宫。但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十分了解绘画艺术，竟然被一个装裱匠出身的文人杨准以重金购得。此后，又经过静山周氏、蓝氏、吴氏，明代大理寺卿朱文徽，华盖殿大学士徐溥、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兵部尚书陆完、蓟辽总督王忬、奸臣严嵩等人收藏。从王忏到严嵩，则又演出一段传奇。传说王忬得到国宝不久便被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得知，二人向王忬索要。王忏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使用一个计策，请了画师王彪临摹了一幅送给了严嵩。可不久事情败露，严嵩借口王戍边失利，上奏本杀死了王忬。王仔之子王世贞也是著名文人，为父亲的冤死悲愤万分，发誓报仇。他有意接近严家父子，一次严世蕃问王世贞写什么书呢，王世贞计上心头说写了小说《金瓶梅》，王世贞写完书，将每页纸下角都浸上砒霜，送入严府，想将严家父子毒死。严家父子很快失去了皇上的宠爱，被问罪抄家，《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进入了皇宫，王世贞也报了大仇。
但是，明代隆庆并不很懂绘画，被嗜画成癖的成国公朱希忠求要到，后来又辗转到太监冯保手中。冯保在画后题跋中写道：“观其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车之妙，市桥树郭，迥出神品，俨真景之在目地，不觉心思爽然，虽隋珠和璧，不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冯保在生前又将宝图卖出了，此后社会上伪本仿品流行，不下二三十种。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这件国宝被湖广总督、鉴赏家毕泷从他人手中买到，他兴奋地在画上盖了“毕泷审定”的印记。但好运不长，嘉庆四年，毕泷因“剿匪”不力，滥支军费，被死后抄家赎罪，《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被收进皇宫。但宝图的命运并非到此就一帆风顺了。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溥仪又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国宝偷运出宫，存到了天津租界。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了伪满国，溥仪又将宝图携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溥仪“迁都通化”。8月17日，溥仪携带国宝逃到通化大栗沟乘飞机逃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被赶来的我人民解放军俘虏，《清明上河图》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清明上河图》暂存在东北人民银行，又转到东北博物馆。
195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家杨仁恺受命到长春清理伪满皇宫流散文物，竟然发现了《清明上河图》，欣喜若狂。不久，宝图被上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五次进入皇宫。《清明上河图》问世九百余年，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