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此外，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
太守、县令也是法官
在古时候县衙大门右侧，通常有一个大鼓，这叫鸣冤鼓。这面大鼓轻易敲不得，非命案或大冤情不可。一旦有谁敲起了鸣冤鼓，无论县太爷在干什么，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都得迅速披挂整齐升堂审理。
法官是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角色。清代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统计过，他在十天之中，要用七天来审判，两天催征税粮，一天处理公文。甚至有的知县一年审理两千余起案子，平均一天五起有余。
法律知识不在科举考查范围内，许多读圣贤书出身的地方官或许连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都分不清楚，只能把这项工作扔给手下师爷或狱吏。由此，师爷狱吏就有了徇私舞弊之隙。在他们狡诈的笔下，判词中甚至“一点”之差就能决定一条人命。
明朝时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伙大盗劫掠乡间，被乡民逮住送到官衙。大盗家属用赃款贿赂师爷狱吏，于是在判词上就出现了“一点”之差。狱吏将“由大门而入”的“大”字加了一点改成“犬”，变成“由犬门而入”。别小看这“一点”之差，大盗立马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变成了鸡鸣狗盗之徒，由是大盗得以逃过斩决。
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官员判案是否合格。
征收税粮——县太爷的经费来源
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其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如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
“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余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教化百姓责无旁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一篇《谏佛骨表》的奏疏得罪了皇帝，唐宪宗震怒之下把他贬到了岭南的潮州。他被贬的官职是潮州刺史，就是地方一把手。韩愈到潮州做了两件事：一是举荐地方大儒赵德主持州学；二是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还拿出了自己的俸禄。
韩愈在地方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实际上他做的是分内事——推行道德教化，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工作。而教化地方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学。自韩愈以降，潮州历任地方官都会兴办学堂，宋代有40余名知州主持过州学或学宫建设。
除了直接介入教育，地方官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树立榜样。首先是对贞洁烈妇、孝子贤孙、仁人义士进行表彰，政府给予荣誉和奖励；另一种就是给死去的忠孝人士修墓、立祠，让老百姓能见贤思齐。地方官很多时候还亲自上阵，写文章劝谕百姓。
维稳一直是地方官员的头疼问题
自宋以降，历朝均以文御武，地方巡抚、知府、知县便负起了地方维稳的重任。他们必须剿灭盗寇，保境安民。
自古以来，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山区，都是让朝廷极其头疼的地区，这里民风剽悍，百姓时常聚而为匪劫掠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此地再度发生山民暴乱。于是，一道圣旨迁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军务一职，命他处理棘手的地方治安问题。
王阳明的官职上马可掌军，下马要管民。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儒来到赣南，四记重锤迭出，一为进剿，集合四省兵力，分路进剿盗寇；二为整肃，官府民间多有与盗寇勾结之人，重则法办，轻则规劝震慑，斩断盗寇的地方联系；三为安抚，颁发十牌法，以十户持一牌，互相监督，连坐互保；四为教化，推行《赣南乡约》，兴办书院，推广“心学”。就这样，困扰朝廷十几年的赣南地方治安问题，被王阳明用一年时间轻松搞定。平定赣南一年后，王阳明又完成了一件惊天大事，他仅以一省之力旬日工夫便扑灭了宁王的叛乱，凭此大功被朝廷封为新建伯。
选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