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2日，晚上8点44分，我跟爸陪在妈身边。今天是妈住院的第一个晚上，病因是急性脊髓性白血病。
检查报告出来时，医生大踏步走到病床前，要找家属谈病情。当时我正捧着便当，嘴里都是豆芽菜跟烧肉，盘着腿坐在病床上，展现我的好食欲给妈看。病房只有妈和我，就在医生要说出病情的瞬间，我突然说：“等一下，我叫我哥过来听！”于是匆匆放下便当，冲出病房找哥。
妈病倒后，哥便是家里的支柱。多亏他大学念的是药学系，硕士念的是生药学，博士则攻癌症治疗。更多亏他有一个哥哥该有的样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哥，冷静地告诉他我们原先祈祷的“仅仅是严重贫血、积劳成疾”的想法终告幻灭，然后在大厅拦住医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医生人很好，什么都不直说，说完转身，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表情说：“怎么办？”当时我们都还没从震惊里走出来，心中浮起几个该打的电话。哥倒是老实跟妈说明了病情，毕竟妈年轻时是护理人员，什么都骗不了她，今早她还在翻看刚买的临床医学诊断分析，精明得很。
3个兄弟看着妈。“通通都不可以哭。”妈说。我则蜷在妈的膝盖上，偷偷抹掉眼泪。“当然不可以哭，现在发现得早，绝对可以撑过去。”哥鼓舞大家，弟附和。
“妈，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真的不能没有你。”我握紧妈的手，“在网络上，我是被公认的最自大的小说家，自信得一塌糊涂，所以你一定也要有信心可以撑过化疗。”
“知道啦，那个是遗传。”妈勉强笑道。
之后，我们3兄弟轮流到医院外偷哭，然后分配接下来的工作。身为一个自由作家跟延期毕业的硕士生，我决定从新北市板桥搬回彰化，黏在妈身边写小说。哥则放缓研究室的进展，开着一台12年的老车疯狂往返于台北与彰化。老三正处于最忙的学业期，只能嘱咐他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外务，多回彰化陪妈。
因为是妈妈——家里最重要的人。
一直到躺在病床上，妈都还不放心我们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忘了把钱先给你们，记得自己从家里拿5000块（台币）再上台北！”一想到妈说这句话时的着急神情，我就无法克制地大哭起来。
从医院出来的路上，我想替妈写些东西，或者替我们家留下共同的美好记忆。这段记忆该起什么名字好呢？我几乎立刻看见妈小小的身躯骑着脚踏车，腼腆地回头看我的画面。妈，一定要好起来。
二
爸是个很依赖妈的人，他不会煮饭洗碗，不会洗衣熨衣，半夜腰酸背痛时要妈捶打按摩，睡前常开口要吃宵夜——标准的上一代台湾幸福男人。我们家没有钱，一笔债务扛了20多年总还不完，但爸过得很好，因为有妈为他打点勉强收支平衡的账。
“你晚上饭前饭后的药吃了没……姜母茶粉就放在我们泡咖啡的那个玻璃柜里后面一点儿……那个电话我抄在……”妈在病床上，还是遥遥监控爸的生活。
晚上10点，我们家的药店打烊，爸来了。他见到妈很开心，然后请教妈许多东西的存放位置，露出依恋的表情。“真想抱你回家。”爸感叹。这次妈的身体出状况，来医院检查前爸老是哭，弄得妈眼泪也无法收住。但爸的眼泪对妈来说意义重大，妈在爸的生命里留下最辛劳的背影。
陪伴在妈身边写些这个家的回忆，除了排遣我的愁绪跟对妈的心疼，我更希望这份彼此陪伴的回忆能带给妈力量。对完全以这个家庭为重的妈来说，这份陪伴书写能让妈知晓她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意义。
我想，应该解释一下一直提到的我妈的脚踏车。妈不会骑机车，不会开车，只会骑学生时代学会的脚踏车。我们上国小时，如果爸偷懒，妈就骑脚踏车送我们兄弟去上学。其实我们家离民生国小并不远，只有一公里左右，但妈就是不放心。
那个时期的小孩子多半都很畏惧“在同学面前丢脸”，让父母接送上下学意味着自己被溺爱、不够成熟。跟妈越靠近学校，我就越怕被同学看见，简直是提心吊胆，于是一定不会在靠近学校时坐在脚踏车上。尽管别扭，但我很清楚妈的爱，所以从没大吼大叫斥退父母的温馨接送。而且，妈送我们到校门口时，我们会很自然地朝妈的脸颊亲一下。“妈妈再见。”我们亲亲道别。
民生国小有3个门，每个兄弟因为各差了2岁，所以离开妈的地点也不同。记得我刚上五年级不久，哥已上国中，弟又进了学校的另一个门。那关键的一天，妈独自送我到正门口时，嘱咐我几句就转身骑车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