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了解他对音乐的了解，却要比了解他的小说早得多。
最初的印象是他和廖国松先生为父亲用中密板做音箱，做好后，嵌在父亲专为此设计的博古架的两侧。从此我知道他喜爱音乐。但真正了解他对音乐喜爱的程度，以及由此积累的大量相关知识，却是在我也到了文联之后。我少年时听过不多几部西方古典乐，但后来迷上摇滚乐，几乎就再没听，直到搬家换了音响（也是袁老师做主配置的），这才突然想认真听一听交响乐，觉得那样似乎才不至虚置了如此的设备（其实按袁老师的说法，我的新音响不过是入门的级别），于是从父亲那儿拿了几张CD来听，渐渐竟听出点感觉来。有点感觉就忍不住想找人说，而天天见面又喜爱音乐的便只有袁老师了。我原本只是随便聊聊，但他一听我主动聊音乐，两眼却放出光来，话也多了，口齿也流利了，那神情也比平时生动许多。记得那个上午我们聊了有一个多小时，开饭时间到了，众人拿碗执筷，纷纷催促我们，他这才勉强起身。过了两天，他邀请我去听他的音响设备（据说价格要比我的贵七到八倍），约好下午去，他早上就开机了，说要把设备“煲”到最佳状态。那天他放了几张CD，有器乐，有声乐，其中一张男声四重唱的碟片，是当时大热的“八只眼”合唱组的录音。听完，他问我什么感觉。我用手比划了一个直径一尺的圆，说这几个人的喉咙像有这么粗。他敏锐地看我一眼（我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的眼神），若有所思，慢慢说：嗯，这算一种新的形容。
袁老师是《花溪》月刊的主编，差不多每月都要去广州签印杂志，原本我以为这对他来说是个苦差，但他每次都兴致勃勃出发，高高兴兴回来，原来他在广州可以大淘正版的走私碟，所谓“水货”。自从那个聊音乐的上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除了指使我买一些诸如《唱片圣经》、《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之类的书，每次去广州，还总要给我带回十来张他认为我应该知道和保存的作品；而且拿给我时，每张碟片的说明书上都会黏着一帧方寸大小的黄色纸片，上面用工整的字迹标明这是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还有乐团、指挥或演奏家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公司等等。我不过意，说不用写了，太麻烦，我自己慢慢查吧。他却说平时听音乐，已经养成一面听，一面翻阅各种有关资料的习惯，随手给我写下来，并不麻烦，反倒很愉快。那几个月，应该是他对我寄望最高的时期，经常一见面就问我：昨天听没有？或者：昨天听的哪一张？说实话，我没他那么着迷，虽然每一部都听得十分认真（关窗拉帘、居中端坐、闭眼凝神），但正因为每听一部都十分认真，所以每次听完都有种“饱胀”感，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消化”，很难再有余力继续。于是他殷殷的频繁询问有时就弄得我很难堪，我或者撒谎，说昨天重听了一遍某某的某部作品，或者说昨天下午家里来了某个客人，缠我半天，没听成，而晚上又不敢听，怕闹着邻居……有时实在找不到理由，就说我写东西呢，没时间。我“没时间”的次数多了，他就警觉起来，遗憾起来，某次甚至用带点哀求的口吻说：你坚持听嘛，要不我连个聊的人都没有。这话给我印象很深。事后我意识到，他确乎是不怎么跟别人聊音乐的，也没见他跟任何一个所谓的“发烧友”交往。个中原因，我觉得一是他天性不喜扎堆，其次他是个作家，理解音乐也许别有怀抱，比如他和我聊音乐时，就常以文学作品和作家辅证：谈论俄国音乐时会提到某个俄国作家、谈论德国音乐时会提到某个德国作家，或者以某个国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气质比较那个国家音乐的总体气质……幸好他以如此的方式谈论音乐，我勉强可以插几句嘴——比如我某次突然灵机乍动，说小说的情节就好比音乐的旋律，他点点头；我又说音乐史和文学史有相似之处，音乐史越往后旋律性越弱，就像文学史越往后情节性越弱一样，他再点点头——否则我跟他的音乐知识实在相差太远，根本只有他说我听的份。
某次聊得高兴，我脱口而出：你的音乐修养好像超过你的文学修养呢。说完我有点后悔，毕竟文学是他的专业，音乐不过是爱好。但他微微颔首，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