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清晨。
长发、烫头、蛤蟆镜、白衬衫、喇叭裤……当一些新鲜的玩意开始满大街充斥时，在中学的教室里，80年代的高中生正埋着头静静地用功。
80年代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起点。80代的人是幸运的，同时又是矛盾的。在当时，中专尚有足够的实力与大学碰撞，对于这些中学生而言，选择考取大学，就意味着放弃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本城市户口……而高考在即，他们己自断后路，别无选择。
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高考移民”，也从没有人会将“暗箱操作”这个词与高考联系在一起。80年代的考生们只知道，高考是非常重要的考试，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80年代的高考考生，丝毫不过分。大学是所有的希望所系，考上大学，对他们的人生而言，就成功了一半。
尤其是对于来自贫困农村的考生，高考的成败更是意味着天壤之别的命运开端：考上大学，意味着跳出农门，获得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如果失败，那就回到农村继续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人这样形容当时考生的命运突变。所以，那时的农村考生只要有一点点条件，都会拼尽全力去挤高考这道独木桥。能上大学是一件光耀门庭的事。哪家的孩子如果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都要敲锣打鼓、放鞭炮、摆酒席。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鲤鱼跳龙门”。
马晓光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高考中脱颖而出的。
1980年，马晓光以总分455分的成绩成为当年山西省高考文科状元，同年进入北京大学，就读于中文系。
在高中老师陈敏西眼里，马晓光是一个“有意思的小精巴豆儿”。爱玩和聪明是马晓光留给她最深的印象。
“那孩子太有意思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孩子功课一把罩，运动人缘也是一把罩。”陈敏西老师说。
马晓光是一个很有主见，计划性很强，而且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学生。他在学校里一直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虽个儿不高，但领导能力强，学习好，聪明，乐于帮助人，和同学们相处也非常好。马晓光爱打篮球，而且是每天都要玩，在临高考前也是一样。当时在三中篮球场上，每天上完自习从不间断地打一两个小时的篮球，而且从不晚睡的只有马晓光一个人，他一直都没有因为高考而打乱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计划。
在母亲眼里，苦难是马晓光成长的一笔财富。
1970年，马晓光父母双双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农村，当时两个孩子也跟随他们同时来到农村。当时马晓光还不足十岁，要跟随父母进行劳动，还要在父母劳动时照顾弟弟，同时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习。这段经历使他性格中多了一份坚强，在后来的生活中更能不畏苦难。
“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贵重的家具就是缝纫机。这个机子一是用来给孩子们改做衣服，另外就用来给他们做学习的书桌。”马晓光的母亲说。苦难反而让马晓光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没钱买很多的学习资料，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抄写需要的学习资料。1980年临高考前，家境比较好的邻居知道他家里有孩子要高考，特意送过来几斤豆腐，而这也成了马晓光考前最奢侈的营养大餐。
同时，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从某种程度上大大影响了马晓光的人生。
马晓光家算是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电视台的编辑，母亲是回民小学的教师，家庭学习氛围一直比较浓厚，环境开明民主。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是他首先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因此父母的言行和表率作用影响非常大。马晓光从小就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每天忙于案头的学习和编辑工作，而且他一直都接受父母对于自己在学习方面的期望，所以他学习十分扎实和自觉。
马晓光有时候也犯错，但是父母只对他讲道理，从不打骂孩子，而且绝对不会在一个错误上一直对其进行说教和唠叨，不引发他的反感，这样做反而使他对犯过的错误记忆深刻，接受过批评后就不会再犯。
“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的高考志愿三个栏里全写着北大。他对自己很自信，认为一定能考上北大，我们对他的意愿表示尊重。”马晓光的母亲说，后来得知儿子是全省高考文科状元，家里虽然高兴，但却极力让马晓光淡化自己的状元称号，不想他因此骄傲而不思进取。而显然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马晓光也做到了这一点。
1984年，马晓光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甭说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即便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作高学历了。但马晓光没有满足于本科学历，而选择了继续深造。1987年，他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马晓光和他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客观地说，选择教书其实就是马晓光的初衷，因为他很愿意做一门学问。但是5年后，他却成为新成立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首都北京，想调换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马晓光还是逮住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用人的机会。没有任何人引见，也没有任何关系可用，他拿着自己的简历就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他回忆说：“非常简单，也没有考试，我和对方互相交谈了一番就被正式录用了。”
在进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之前，马晓光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取得了中级职称。但是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他需要从主任科员干起。
“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你埋头苦干，再有一方面专长，还是能够脱颖而出的。”对于这一点，马晓光是这样理解的。
话是这样说的，马晓光也是这样落实的。他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工作期间，有关大陆与台湾方面进行的大大小小的会谈，每一次都能见到他那忙碌的身影：写材料、参加会谈、头天晚上开会研究次日的会谈事宜、请示后方……哪一样都少不了他。其中备受瞩目的1993年的汪辜新加坡会谈、1998年辜振甫访问北京和上海、宋楚瑜访问大陆等重大事件，他都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2005年1月3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因晚期癌症不治在台北病逝，其追悼会定于同年2月2日在台北举行。
由于身体原因，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无法亲自前往辜振甫灵前祭奠。为此，汪道涵决定派三人作为其个人代表赴台吊唁辜振甫。最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秘书长李亚飞、研究部主任马晓光等三人，作为他的个人代表赴台吊唁辜振甫。
“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工作至今，马晓光非常注意这个做人准则，没有和任何同事红过脸。现在，他已经是国台办综合局副局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正厅级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