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货币政策第一是降息，第二是在降息的同时，要控制资本外流，不要开放资本项目，第三是必须对实体经济采取产业扩张政策，减税和放宽市场准入，提高产业资本投资的欲望。这三件事需要综合来做，缺一不可。
说到中国的财政问题，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等正面的议题。但财政体制有哪些深层的隐忧，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中的其他问题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就此，本刊专访了卢麒元先生。
创业创新要靠财政政策激发
《南风窗》：你研究财政问题多年，就这个问题写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财政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它的专业性，一般人理解起来门槛比较高。你可否用易懂的方式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财政，财政为什么重要？
卢麒元：财政是一个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须的那部分钱，通常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需要一支军队，一支公务员队伍，一个扶危济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我们可以把财政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财政收入由各种税和费构成。
但财政职能不止于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还有平衡社会收入的职能，就是抽肥补瘦，进行社会再平衡。
在现代文明国家，财政的两大职能同等重要，特别是第二个职能的存在和完善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社会收入再平衡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被确认，意味着国家创业和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才能激发国民的创业和创新能力？不是政府放权，而是通过财政的再平衡和收入的再平衡奖励那些真实劳动和创业创新的人，使劳动的收益超过食利的收益。
具体到我们国家，政府的有效性还是很高的。1949年建立的政府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也是最低的，所以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在发展速度上是史无前例的。不能使用美国麦迪逊公司的数据，他们做了一个中国2000年的GDP统计，那个数据是错的。有些国内学者使用了麦迪逊数据，所以得出了错的结论。
《南风窗》：那个数据流传很广，影响力也很大，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的GDP数据弄得很低。
卢麒元：衡量经济的根本性指标不是GDP，不是当年的营业额做得多大，而是ROE，也就是股东权益，即全体国民拥有资产的增加速度。西方大部分国家在计算国民财富的时候是使用ROE的。我们当年修的8万个水库大部分没有进入GDP统计，但它是国有资产的增加，这种劳动及其成果当时没有商业化和资本化，要是加上去的话，前28年的GDP增速应该乘以2或3，一定是两位数以上。
财政实际上是ROE的处置方案，多少拿来养军队，多少拿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多少用来安排国家的长远发展。总体来说，中国的财政安排形式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前28年还是后34年，这才有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发生。但后面这30多年，尤其200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急剧衰落，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开始了，因为允许食利阶层出现，允许资本利得远超过劳动收入。一个人如果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出租收入肯定好过去当一个白领，如果有3套豪宅出租，基本上相当于办一个工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