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的现实，我们亟待理清几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世界。
中国人研究中国，是一个经典的自我和他者困境。一个原因是，一国文化之形成往往是个融合混沌的结果，如果为中国而中国，那些为中国气派而研究中国的学术就时常面临同义语反复的危险。在知识范型和文化反省意义上，我很怀疑任何中国特殊论或者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真伪。
2007年学习人类学到现在，我先后从云南多次走访中越、中缅边境，并通过湄公河过河入海，研究泰国，从伊洛瓦底江往南研究缅甸;当“金砖五国”成为一个关键词，我又随巴西向导进入过南美丛林;通过印度非暴力选择基金会的邀请，去过印度和尼泊尔进行研究;同时得益于编辑一份《非洲》杂志的缘故，我得以大量阅读非洲有关的文献，并在2012年去过南非进行短期考察。
我发现，这些海外研究的经历有助于在多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海外的缩影、痕迹、影响，同时和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元素互动，我得以看到另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与国内学术界讨论的中国不一样的主体，它甚至和西方汉学家建构的中国也很不相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事物和研究对象。面对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的现实，我们亟待理清几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世界。
谈到主体、外在、意义、经典和认知，陆九渊提出了“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两种著名的理学阐释学路径：“六经注我”强调认知和意义是个人行为，一种基于个人独创的主体性阐释学，六经都可用来阐述个人理解;“我注六经”则代表一种文本和意义还原的阐释路径，个体的认知和意义探索，皆在不断从外部和陌生，逐渐走进内部和熟稔。
我想把这种分析路径运用到中国理解世界和研究外部世界的问题上，并把“经”泛化开来，用来指称包括经典和文本在内的多种“知识的外部性”，用来说明中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和体验。这样一来，认识海外与认识中国就像研究“六经”一样，是通过周期性循环和反复的认知进阶，达到从无知、少知到熟知、真知的过程。原味的中国在哪里
中国的许多边疆研究都在集中讨论一些问题：中国、海外华侨、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有关这个问题，我同意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的判断：我们在研究族群、民族和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候单位划分得太大了，如果单位划得足够小，能看到更多趋同和价值共同体，更容易达成合作和共识。
云南的人类学圈子经常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当初在进行民族识别时，中央让云南先自由上报，结果报上来200多个民族。当然大家都知道，最后云南被认定的少数民族有25个。各个民族在领到自己的“身份证”之后，开始不断强化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差异，民族在“求异存同”的气氛里，逐渐形成身份明显的特征和个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