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这种现象对社会风气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做实业不如炒地皮，愿意干实事的就少了，政府现在大力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新，也许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吧。
卢麒元：创业创新能力急剧衰退的原因是食利的出现，跟政府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商鞅变法提出来的是削减秦王的权力，而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工，秦必亡。今天的思路仍然是要在财政上做功课，增加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税负，平抑食利阶层的利益，增加劳动者的福利—不是救济，而是让劳动者获得他们的价值。只要把食利打下去，创业和创新就会迸发出来。
《南风窗》：不过你说中国在经历去工业化进程，这个说法恐怕很多人没办法同意，制造业看起来发展得很好。
卢麒元：创业和创新需要制度环境。我有一个做焦炭生意的朋友，企业一年的营业额300亿。企业要发展，每年得拿出10到20亿做科研，不然没法创新。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就在5%左右，可是融资成本超过15%，因为银行不贷款给他，企业需要流动资金，他只好借高利贷。没办法只能把科研砍掉，而且开始卖房子、卖地、卖企业了。
基准利率并不高，但银行不愿意贷给企业，因为利率只能收到比如5个点，贷给中石油、中石化可以收到8个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再加到15个点往外贷。或者银行做产品，这样的话除了收利息还收产品的费用。在金融领域，这叫金融创新，他们赚钱了，死的是做实业的。国家的创新能力全部被金融吃光喝尽了，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就迅速展开了。
想让最需要资金的人得到资金，只有通过财政才能解决。为什么利率能抬到15个点？因为有人的利润太高了，资本利得太高了，通过超额累进税把它砸得跟工业一样，或者比工业还低的时候，钱就回工业了，这才叫定向放贷。
现在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完全不支持中低端工业化，中低端工业在迅速消失。很多企业在考虑搬去河内或者西贡，去越南还有活下来的可能，那有优惠政策，有年轻劳动力。可全搬过去了，我们国家怎么办？财政是道德的风向标
《南风窗》：你对当前税收的失衡多有批评，对劳动课税过重，对资本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太少。能否用量化的方式讲一下这种失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跟财政体系比较健康的国家相比，情况有多糟糕？
卢麒元：德国的情况是，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和对劳动的课税大体上是一半一半。英国这样的国家，对资本好一点，资本课税也至少占整体税赋的三成以上。在香港，对资本课税趋近于零，在内地基本上是没有。这是不可以理解的，这和现代文明是相逆的。
《南风窗》：这个比例是基于什么样的计算口径得出的？
卢麒元：无论是增值类税费还是所得类税费，都与劳动有关的。与财产相关的税费，遗产税我们有吗？赠与税有吗？对财产离境转移的征税，有吗？在股市赚钱了，股权溢价了，相应的税有吗？关于资产类的，一个税种都没有。也难怪，到今天连财产登记都没做，怎么征税呢？一个税种的准备时间是3年，如果2017年开始准备的话，也得2020年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