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年轻的爱玩正妹从基隆来到台北，母亲只会买买买，寄生的男友沉溺吸毒电动。而她在这些杂乱的俗世里难舍难离，争吵，猜疑，迷恋，疯狂，如迷幻的电音，在抽离与贴近之间摇晃着青春。在制服店出卖色相来供养混混男友，如那些庸俗小说里的剧情，她遇上了有力的体贴大哥，完成了青春的祭礼以及对往昔的逃离。与大哥的情深缘浅，在日本北海道的夕张的白雪里，《千禧曼波》，时空流转停顿，她的一切仿佛没有留下痕迹，空荡明净。
400年，太平洋一隅的美丽岛，历经风云变幻，从经济腾飞跻身“四小龙”之一，到当代的社会疾患绵绵，个中的潮起潮落似乎印证许倬云在《台湾四百年》所述：台湾的宿命，是本土的，中国的，世界的。侯孝贤的电影，覆盖这些划时代的纪元。然而，不直说世事的波涛汹涌，聚焦平凡男女，无论老少，如你我，包括他自己，挖掘个中的戏剧与诗意，投射那些年代的爱恨和命运的难以预料。个人被浩大的历史浪潮推动，每每是比戏剧还要曲折的剧情，天意弄人的残忍。聚散有时，别离总是永恒。人世如此，家国亦然。侯孝贤的光影叙事诗，也是本土的，中国的，世界的。有家国的情愁，儿女的私情，民国的风范，现当代的寂寥，生离死别，颠沛动荡。“长镜头大师”没有半分的居高临下，只有几分抽离的冷静，几分入戏的怜惜，说着他人的历史，说着自己的命定。每每以小，便可见大。
眷村大佬
2013年的夏天，烈日当空，远处是正在建设的大楼和忙碌的起重机，周围的平地上扬起的尘土不时遮住了视线。我所处的台中这一片土地，一间间上了年月的破败平房表面画满各种奇幻的色块，动物，人像，和图案，寂寞地立于仿似没有人迹甚至生活气息的城市一角。从积满灰尘的灰黑玻璃窗望进房间，乌漆漆的一片不知是更多的灰尘还是荒废的黑暗。我仍能想象，可能50年前，于此闻到隔壁邻居的饭菜香与不时从公共厕所里传来的恶臭，听到孩子们聚集一起打纸牌玩弹珠的玩闹声与远处的麻将声，也少不了下雨天的积水与脆弱的竹泥墙。这个名叫彩虹眷村的地方，早已失去了眷村生活的内核，只因着一位热爱绘画的彩虹爷爷，与许许多多的消逝眷村不同，保留着眷村的历史形态屹立在不断膨胀发展的城市里。
自1949年起至1960年代，大陆各省有大批的“国军”、官员以及眷属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徙到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这些激增的人口兴建或配置了村落，这样的村落就是所谓的眷村。台湾全岛遍布的眷村，规模不一，但大多近似隔离的单一社区，弥漫着战后失利权势中落的命运慨叹，故土乡情的浓郁发酵。正是独特的眷村文化与土壤，台湾近现代的文艺里程碑作品，始终绕不开眷村这个命题，小说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电影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剧如赖声川等人创作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眷村出身的名人，有文艺偶像李安、林青霞、邓丽君等，也有政治人物宋楚瑜、章孝严等。要说台湾的近现代历史，眷村不仅是个独一无二的空间文化概念，更是厚重的发酵酝酿地。可能，要理解侯孝贤，也不能不探究他的眷村关系吧。
1947年在广东梅县出生，1948年随家人迁至台湾，少年丧父，从高雄的底层眷村里走出，在拳头下长大的客家男人。于是，侯孝贤电影从不乏来自底层的直率热血男儿。混混，黑社会，大佬，都是关键词，看着侯孝贤的脸，那股江湖气难以消却。“外省人”是伴随着出生在社会政治上洗脱不去的标签与印记，而年少时借以滋润成长的是来自台湾中南部的本土文化。影像里烙印着美丽岛乡土的深深青草气与温柔的眷顾，伴随着夏日的风，驶往不同的空间与时代。镜头下的那些不得已的女子，无论是高级青楼的红牌，六七十年代的清纯乡下少女，还是20世纪的自在太妹，都充溢着含蓄的东方梦幻美，俨然是一个大佬的硬汉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