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报理工农医，大家都认为需要技术救国。”读了大学他才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当时的主流文化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有很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只缺技术–这是个错误。”大四毕业后，他考取了公派留学，去威斯康星大学修读科学史，硕士论文讲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进展，之后转做社会学，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谢宇去了密歇根大学，那里曾经有过社会学大师奥替斯·邓肯（Otis Duncan）。邓肯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如何用统计学方法来描述社会流动，以及如何描述各种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这同样是谢宇所关心的。邓肯最著名的研究之一是，发现中产阶级父代向子代传递社会地位主要依靠教育完成。这项研究，使用美国1962年“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平息了当时的很多争议，“在他之前，可能有人关注过这类问题，但没有人这样系统、客观地用数据去研究过这类事情。”
2004年，邓肯去世，2007年，谢宇被提名为密大的奥替斯·邓肯杰出教授。
中国可做的工作太多了
7月，对谢宇的采访，地点选在了一间咖啡厅，在他上海住处附近。教授穿着浅色衬衫领上衣，背了个双肩包，学生模样。那几天，他刚刚离开工作了26年的密歇根大学，正式入职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了，”他很淡然，“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换学校是寻常事。”不过，在那几天的某场讲座中，一位国内大学的老师介绍到谢宇时，特意把后一所大学的名字加强了语气–尽管这位教授不喜欢标签，但很显然，后一个标签比前一个标签要更光鲜亮丽。
这是个会讲课的讲者，讲课惯用第二人称，极有代入感，很少的几次第三人称中，他说，“有些受访者很可爱，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会猜你想要什么，然后给出一个答案。”也许是因此，他自己回答问题时通常认真，极少敷衍。偶尔，对某些专业问题，他苦笑，“你有多少时间”–意思是，这问题太大了。而对另一些关于个人的问题，答案简洁，同样，也挺认真。
成功的原因？“幸运。比如，我中学毕业那年是1976年。”
为什么可以跨领域，又总有建树？回答：“我选择领域都是基于兴趣。不害怕挑战普遍接受的知识，喜欢探索自己的方法。要么不做，做就做好。”
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我见过的）活人是邓肯，死人是柏拉图。”影响最大的书？“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一个答案并不意外，在他的多次讲座里都提到，柏拉图与现代科学，“本质的世界”与“形成的世界”，“很多自然科学家都是柏拉图主义者”。这次接受采访，他说：“我认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该去读一读柏拉图。但在中国，很可惜，读马克思的人很多，读柏拉图的很少。实际上，不读柏拉图，你就无法了解马克思。”
近几年，谢宇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了国内，这里正在经历着一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在其他社会情境中重现”的社会变迁，人口、经济、社会分层、家庭和价值观念都在迅速地变化，中国可做的题目太多了，他说：“为什么我在中国花了这么多时间，也是因为中国的空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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