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讲述很自信，对称叙事的想法令他颇为满意。这有些类似于《云图》。《云图》的每个故事在小说前半部分都各讲一半，后半部分再续接上。徐则臣跟《云图》的小说作者大卫·米切尔有过对话。“我跟他说，我的小说可能比你的复杂一点。你的小说里，各个故事是独立的，而我的人物互相之间有联系。”
《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大。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对于文学老中青年的重要性仍然强大。徐则臣的桌子上放着大摞的稿子。新一期杂志的出版目录已经被修改了好几遍。被划掉的稿子有可能以后上，也可能永远不上了。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墙上贴着每个编辑分管的“文学片区”，他分管的最多。
他刚刚处理完一些自然来稿。他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徐则臣在《人民文学》已经工作了10年。10年前，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找工作。他想到文学杂志社工作，跟文学有关系，不太忙，自己也可以写作。一位作家朋友帮他打听到《人民文学》需要编辑。他便来到这里，转眼10年。
他最为重要的作品《耶路撒冷》前后写了6年。如同一张蛛网，把他思考过的无数片段联系了起来。他尽量让文学作品呈现出与现实的同构状态。一位爱丁堡大学的女汉学家曾对他说，如果哪个人认为自己能够用一两句话概括中国现状，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他深以为然，《耶路撒冷》是他对于人间复杂性的理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则臣并不喜欢写现实，觉得那一点儿艺术感都没有。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纯粹性艺术技巧的创作，跟现实内心的困惑很远。“电影《智取威虎山》看了么？”徐则臣问我，“看着很热闹，看完就完了。”
他用与内心有关来衡量堆在自己面前的稿子。“一本好的文学刊物，不仅要能及时有效地把中国当下的文学水平给呈现出来，同时还要有能力去引导文学的发展。”
他提到了作家梁鸿。梁鸿关于故乡梁庄的书写已经为众人所知。梁庄的故事最早刊登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里。梁鸿先是出版了《中国在梁庄》，然后是《出梁庄记》。《出梁庄记》原本叫《梁庄在中国》，出版方担心读者分不清，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这两部书呈现的是中国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许多人用“挽歌”来形容梁鸿对于中国乡村的书写。
耶路撒冷
梁鸿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里有一篇《花街的“耶路撒冷”》。文章的开头写道：“《耶路撒冷》以一群出生于1970年代年轻人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探寻当代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生活，构筑成‘一代人的心灵史’。它具有略萨所言的‘总体小说’的特征，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变化多端形成叙事空间的多重性，嵌套、并置、残缺、互补，它们在一起构成一张蛛网，随着人物的归乡、出走、逃亡，蛛网上的节点越来越多，它们自我编织和衍生，虚构、记忆、真实交织在一起，挟裹着复杂多义的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但又精确无比的虚构的总体世界。”
小说中，虽然是初平阳在说话，但其实都是徐则臣自己的观点，“蛛网”的困惑同样是他作为70后的困惑。他寄望于在小说中清理掉自己的问题。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感，而表现技巧又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也许可以用“一个有自觉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来形容他。
“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有多强大，而是我们的现实太强大，你一出门，现实的问题就把你围得水泄不通。”徐则臣说，“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别就是这样。比如说法国，他们早已经进入了平稳的中产阶级社会，没那么多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内心，所以文艺特别发达。不像我们，整天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
“如何处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分寸呢？”我问他。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说，“既要体现现实，又不能局限于现实，否则就变成一部控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哲学上有生存和存在的区分。存在更形而上一些。《耶路撒冷》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再不容易，人不能掉入生活这个烂泥坑里面。人还是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一些超越性的东西。不管你有没有文化，像小说里有一个傻子，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发自本能地，一定要到远方去，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出去之后，未必能占有财富和繁华，但他再回来的时候，跟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是会不一样的。他站到了更高一点儿的地方。”
徐则臣的老家是苏北东海农村，小时候在村里，他觉得村庄是平的，后来建了楼房，他站在上边，才把周围看得清清楚楚。
“很多作家告诉大家黑暗，具有批判的勇气，这令人尊敬。”徐则臣说，“可是，我们还应该穿透那个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