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是完全西式的，金岳霖还是在《论道》中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概念”。他承认，《论道》的“道”，“我可以另立名目，而另立名目之后，这本书的思想不受影响”，“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论道·序》）但在这个蔚为大观的形而上学世界，金岳霖不仅要满足他那乌托邦式的宇宙想象，还要把自己的爱国情怀浇灌进去。因此，他以“道”来命名这本著作，用“无极”、“太极”、“出入”、“几”等有中国味的词作为《论道》的重要术语。
冯友兰谈《论道》时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到了1949年，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金岳霖面前。这个新世界的建立者统一了中国，展现了一幅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美好蓝图；新世界的指导思想，是金岳霖称赞有“理论的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斯巴达情怀与乌托邦激情，在新世界结合得如此完美，且第一次从抽象世界落到了地上，让《论道》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形见绌。
开国典礼上，听到毛泽东用自己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金岳霖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做一个新人”，还是与新世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有差距。
1969年，这位七十多岁的学者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学者涂纪亮回忆，在哲学所的批斗会里，师生们都知道他是“正直且要求进步的学者”，发言者在他的论著中找不到“反动”言论，“只好空空洞洞地给他扣顶大帽子”。“与会者也明白这是例行公事，表面文章，跟着喊几声批判口号，内心中仍是敬重金老的。”
孩子
1980年代末，汪曾祺的散文名篇《金岳霖先生》，让许多人认识到这位学者的纯真：上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待朋友温和，熟悉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老金”；养了一只大斗鸡，和斗鸡同桌吃饭；喜欢收集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水果送给孩子们，自己再去买。
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要研究逻辑，回答孩子气十足：“我觉得它很好玩。”
1926年，在清华教书的金岳霖和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同居。一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说有紧急事要请她和丈夫赵元任过来。“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秦丽莲不慎怀孕，老金要我给她做堕胎手术？她赶紧声明：“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那边答：“我想大约不犯法的吧。”
赵元任夫妇当即进城到金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盯着她肚子看。岂料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有一只鸡3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原来，金岳霖天天给鸡喂鱼肝油，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难产了。杨让两人把鸡抓着，手一掏，就出来一个葫芦形状的蛋。金岳霖见状，赞叹：“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事后，金岳霖遵守约定，请赵氏夫妇去烤鸭店大吃一顿。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那风雨如晦的岁月，他的孩子气也一如既往。他每周必去王府井搜罗大水果，以供观赏。别人每次走进他客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排列整齐、姿态奇异的大水果。他保持着斗蟋蟀的爱好，园子里和屋内摆了几十盆蟋蟀。喜欢跟孩子玩耍的金岳霖，每天经过院子，总有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
心思纯真的金岳霖，一旦皈依新思想，便一往无前。
1960年，金岳霖撰文论证逻辑具有阶级性，引发逻辑学界的激烈争论。在一次讨论中，他甚至来了火气，对反对其观点的弟子周礼全上纲上线，说周反对“推论有阶级性”是“立场问题”。直到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才为争论画上句号。
在“文革”期间的一次会上，金岳霖又提起那场争论：“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在场的人暗自替金岳霖捏把汗，唯恐他会说出“大逆不道”的话。“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听到“闹情绪”3个字，大家松一口气，金岳霖那股认真劲，反倒“大事化小”了。
在很多人看来，金岳霖的较真显得有些可笑，但在学者王晓渔的心目中，“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