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之后，亚美尼亚一直保持着贵族体系和分散的国家权力系统。贵族家庭实行封地自治，拥有自己的领土、经济来源和政治基础。这样松散的社会结构应运现实而生：它能在外来侵略的政治大动荡中灵活地生存下来，随时分散成数个小亚美尼亚，并保有联合的可能性。以埃其米亚津为核心，贵族们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甚至于他们自己就是神父和修士。从那时起，亚美尼亚的精髓似乎都封存在了教堂里。
亚美尼亚人以建筑才能著称。突厥人的塞柱尔王朝、奥斯曼帝国都曾驱使亚美尼亚人到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建设城市。亚美尼亚教堂似貌不惊人，却有极为丰富的抗震设计。容易观察到的是：空间尽可能的紧凑。较大的高宽比是为了将重心控制在更低的位置。人们在等臂十字结构的四角添加狭小的祈祷室，成为四个三角支撑。建筑内部多使用承重墙而非柱子。教堂虽由方形石块堆砌而成，但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异形石块上下相互卡住。外墙上还会设计三角立柱形状的刻面。
我到格加尔德寺院（Geghard Monastery）参观时已近黄昏。这是全高加索地区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处于峭壁林立的山谷深处。现存的修道院建于13世纪初。主教堂正面加盖的方形大厅称作“Gavit”，是亚美尼亚教堂的常见形式。大厅穹顶的上方留有一个圆形的窗口。窗口用于采光，太阳光通过窗口照射在室内的不同位置还可以用于标记时间。最妙的是，在它侧面，有上下错开的两层宽敞的大殿。上层大殿有四根柱子支撑起穹顶，顶上有圆窗。大厅的声学效果极佳。可想见，僧侣在穹顶的光线下诵读经文，声音由墙角的另一个圆洞传到下层去，恍若来自天堂。经由向导提醒我才发现，这两间建筑构造完整的大殿竟完全是在岩壁上开凿出来的，而起点就是穹顶那个采光孔。
在亚美尼亚各地我参观了差不多20个教堂，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亚美尼亚人为何会花费这么多心思在教堂和修道院上。
临近阿塞拜疆边界的塞凡湖（Sevan）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高尔基称它是“放置在群山之中的太阳”。英国旅行作家科林·萨布伦说它是“幻境之水”、“大地之眼”。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上在四旬斋之前能钓到最好鱼类的地方。西蒙·波伏娃和萨特在苏联旅行时，描述他们吃到的塞凡湖里的“伊叙坎鱼”（Ishkhan）：“修长如手臂，粉红如鲑，极其鲜美。”为此，身为社会批判者的萨特甚至以基督徒的方式举杯祝福。而我眼前的塞凡湖风雨变幻：在氤氲的天幕下仿佛墨色深潭：这也是它名称的来由：黑色的凡湖——依旧是对故土的留恋。
从苏联时期起，塞凡湖就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避暑胜地。亚总统和总理的夏日别墅都在湖边。沿湖公路总有人冲着来往车辆比画手势。“他们是卖鱼人，在比画鱼的大小。”向导赫拉努什告诉我，“其实他们卖的都不是野生鱼，现在湖里的野生鱼要卖到每公斤100美元的天价。”
历史上的塞凡湖可不是这样活色生香的地方。我去了塞凡湖东岸诺拉杜斯（Noratus）镇上的公墓。墓地7公顷大，是目前保存亚美尼亚十字石碑（Khachkars）最多的地方。十字石碑是亚美尼亚的标识之一。石碑中央雕刻十字，连接碑顶的天堂和底部的人间，四周环绕着类似中国结样式的延绵不断的花纹，象征永恒。所有石碑都巍巍然地立在一块山坡上，面朝基督降临地西面。传说13世纪，蒙古人杀到塞凡湖，居民给石碑都戴上帽盔，把长剑斜靠在碑上，使敌军误以为镇上驻扎了大量军队。蒙古人发现后，将大量石碑拦腰砍断。墓地里还有一些石碑细细雕刻了图案，讲述墓冢主人的故事。一块碑上刻有一男一女，一把剪刀，一张宴饮的餐桌，一名扎辫子的骑手。这意味着石碑下葬着一对夫妇，丈夫是位裁缝，在新婚的晚宴上，双双被蒙古士兵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