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实实地按照传统技艺来做一手茶，工序繁琐，至少要用4个小时，一整天的量也没多大，所以恩施玉露从来就不是一种便宜的茶。20世纪60年代初，恩施玉露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但跟同时上榜的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武夷岩茶等等相比，恩施玉露的影响力显然已逊色了太多。杨胜伟一辈子都在跟恩施玉露打交道，他认为成本过高是恩施玉露曾走下坡路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恩施是山区，虽然很早就有机场，但以前几天才有一班飞机，出货量没法保证。那时候只能靠汽车往外拉货，舞阳坝的老客运站外面当时卖茶叶的人特别多。”杨胜伟回忆说，因为恩施玉露制作复杂，所以售价也比其他茶类要贵，60年代时，恩施茶麻公司门市部收购本地做的龙井、烘青和恩施玉露时，价格就已差距很大。龙井的收购价是每公斤3块多，烘青只要一两块，但恩施玉露的单价就要达到六七块。“那时候很多外地人临走的时候都想带恩施玉露，因为名气大嘛。有些人就拿炒青加点水搓成松针形状，还有用红茶搓的，价格特别便宜，买东西的人着急走，又接受不了真玉露的高价格，久而久之，更没人愿意做玉露了。那些带着假茶叶回去的人，喝完肯定觉得不好，在外面又砸了恩施玉露的牌子。”
蒋子祥当时所在的乡镇企业是恩施市唯一一家有量产的恩施玉露公司。随着80年代芽茶的兴起，以及大宗绿茶生产普遍采用了机械加工的方式，恩施玉露缓慢、复杂、昂贵的缺点大大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不光它是如此，全国各地的蒸青做法也都因此基本上消失了。
恩施在大山深处，21世纪初期，这里通往外面的都还是陡峭而狭窄的山路。据说很多高中生以为湖北民族学院应该在武汉，报考之后才发现原来在恩施，这些从江汉平原过来的学生每次坐车走山路总会有人吓哭，因为从车窗望出去，路边都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交通的闭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施人对待外界的态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两位茶学专家清水康夫和松下智曾分别两次到访恩施，在日本最高级的茶品也叫玉露，而且日本大多数绿茶仍旧沿袭的是唐宋传过去的蒸青古法，他们都很好奇，在中国还能遗存下来的蒸青绿茶恩施玉露是什么样子。杨胜伟回忆说，两位日本专家的来访并没有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本应是政府来组织接待，后来把任务直接交给了茶麻公司。90年代时大家都很保守，认为恩施玉露的做法应该保密。但日本专家想看，没办法，就把里面的一些关键环节取消，弄一套不完整的做法给日本人看。但两位专家看完仍然觉得很好，清水康夫题了辞，‘恩施玉露，温古知新’，说明他承认恩施玉露比他们日本人做茶的历史要悠久，他们有跟我们学习的成分。松下智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名茶之旅》，他后来寄给我一本，里面写道：‘恩施玉露有极好的香气，并且其浓郁的味道比起日本的玉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些交流就此截止，之后双方再没进行过互动。但杨胜伟仍自信地认为恩施玉露胜过日本。“日本的玉露为什么要全程遮阴啊，我觉得是自然环境不够好，光照太足，但我们有天然林，遮光效果好，不用遮阴，采的茶叶也是很绿的。”
恩施玉露从一诞生起就被视为一种名贵的优质茶，尽管生存艰难，但当地忠实稳定的消费群还是让它保留了下来。芭蕉乡黄连溪的蓝姓茶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制出玉绿，这种手工技法先是经过族内的七代嫡传，后在清末时被外姓人王乃庚剽学掌握，从此开始了玉露技法的社会传承，同时蓝氏家族反倒逐渐弃茶而另谋职业，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蓝姓中已再没有人继续从事这个行当了。
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后，恩施玉露开始销往外地，因其实为难得稀有之物，还曾获得官方赐名“蓝氏稀焙”。恩施市民风民俗史学工作者贺孝贵曾在10多年前走访芭蕉乡老人，写了《恩施玉露茶史话》一文，里面记载了清末当地茶商“吴永兴号”的历史。这家以经营恩施玉露为主的商号以人力肩挑背扛和骡马驮运的方式外销茶叶，还曾经赊1000公斤玉露给当时正在湘、鄂西一带经营马帮生意的贺龙，让他卖钱去赔偿一起人命官司。杨胜伟说：“虽然恩施的地理位置对茶叶贩卖出去有很大影响，但这也在抗战时期保护了恩施，当时重庆成为陪都，所有的茶叶都是靠恩施来供应的，这反而促进了恩施玉露的发展。”
“在经济萧条时，很多人还要来买玉露，这保证了玉露这种蒸青的做法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比如，1958年有个上海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农校，直到70年代他才调回上海农学院，他回到上海也一直酷爱玉露，每一年都托农校一个搞后勤的职工帮他买，一直到他去世，年年如此，当时一年的茶叶钱就要花3000～5000元。有时候我们弄不到玉露，就找些学生来，在学校做龙井的锅里抓条出来做，每次也要抓三四锅那么多。”杨胜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