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德国本身便需要对希腊的困境承担责任。1998年，正是对一体化前景信心十足的柏林力排众议，吸纳并不被看好的希腊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三年后又“保送”希腊成为欧元区正式成员国。在那之后的8年里，柏林主导的欧洲货币联盟（EMU）始终让希腊享受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使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从外国借债。德意志银行（DB）前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迈尔在2009年抱怨说：“德国好像在欧元区张罗了一桌大宴席，他们出售食物并提供贷款，结果客人们喝醉了、吃多了，德国人手里攥着一大堆账单不知该找谁买单。”当纵容演变成巨额债务之后，柏林的态度迅速转冷，当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敌意。
不仅如此，柏林在希腊危机中的两面派手法，同样令国际舆论感到困惑。在经过两轮为期5年的救助计划之后，希腊政府在2014年实现了19亿欧元的财政盈余，而法国和意大利的财政赤字率分别是4%和3%（欧元区国家平均为2.4%）。依据2012年签署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条约，所有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不得高于3%，但柏林显然不曾对巴黎或罗马提出任何“整改”要求。这不免给人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厌恶感。
重要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并未因此就对德国心怀感激。在希腊救助方案的谈判过程中，巴黎与柏林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凸显。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和欧洲央行（ECB）行长、法国人德拉吉（Mario Draghi）爆发了激烈争论，甚至说出了“别当我是傻瓜”这样的气话。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宣称，让希腊留在欧元区符合“我们的欧洲理念”，并暗示德国并未对此做出足够努力。卢森堡财长甚至公开表示，倘若各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欧盟的“法德轴心”之间将爆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冲突，最终导致“整个欧洲的灾难”。
对法国而言，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原初动力在于限制德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和安全空间，使其永远无法像1871～1945年时那样，自行其是地伸张利益诉求。但在希腊危机期间，巴黎察觉到了：单是经济优势同样可能导致柏林的单边主义。为了维持并扩大经济领域的“德国至上”，柏林不惮于诉诸政治手段，甚至还能得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托庇于“德国至上”的东欧新兴经济体的响应——换言之，即使只是为了相对“柔性”的经济利益，德国同样有动机和能力挟持整个欧盟，干预已经为全民公投所确认的某个成员国的内政。而在此前的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出于整合东欧区域经济以及获得能源优惠的考虑，力促欧盟放松甚至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更是令法国充满担忧。希腊救助案在最后时刻得以达成，并未使奥朗德获得多少成就感，他只是见证了一个欧盟成员国所能达到的最惨淡结局：既丧失政策自主性，又无法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在7月13日的文章中指出：希腊危机的长期原因在于，“法德轴心”将欧洲一体化的远景（Vision）凌驾于现实之上，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取代了处理现实问题应有的审慎。政治家单单看到了单一货币制度可能造就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却对经济学家提出的“琐碎”警告不屑一顾。而当这一政策在现实中遭遇挑战和考验时，作为欧盟经济龙头和政治双核之一的德国却选择诉诸本民族利益，使欧洲处在了新一轮分裂的边缘。希腊救助案的达成带来的是一国的暂时解脱，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它却可能是新一轮经济和政治“内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