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中世纪艺术家的默默无名，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都会在作品上署名，有关的书籍上也会提及他们。艺术家甚至被任命为宫廷的重要职务，鲁本斯就是艺术家兼政治家的代表。另一方面，赞助人虽然会挑选自己中意的艺术家，但艺术家也有挑选金主的权利。慢慢地，艺术家开始独立，赞助人不再可能强迫他们，甚至连指导也做不到。正如米开朗琪罗在回复赞助人的一封信件中所说：“如果我将为您效劳，请不要派人来管与艺术有关的事。我请求完全信任我，让我自由地工作。”在艺术家的自传里，除了看到他们的奋斗经历，有时还能发现他们对雇主的赞扬或批评，切利尼就在自传里给克莱门特七世打了不及格。艺术商也在16世纪出现，社会总的来说虽然欢迎艺术，但仍然为赞助艺术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纠缠不清。
如今，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慷慨手笔，粗略估计全世界博物馆的艺术典藏将减少6.5万件；没有欧塞比·古埃尔（Eusebi Guell）的支持与委任，高迪（Antoni Gaudi）也难以成为加泰罗尼亚现代文化的先驱。20世纪很多最重要的艺术品都在大财团以及其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诞生。“艺术”的可持续性离不开“赞助”，这是不争的事实。荷兰范纳贝美术馆（Van Abbemuseum）馆长查尔斯艾薛（Charles Esche）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赞助性质的改变将同时改变艺术家的角色。艺术活动中商业因素的透明性至关重要。”
1994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迁至巴黎梦帕纳斯的哈斯拜尔大道，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了这座地标性建筑。“整座建筑都是关于印象与折射隐喻的，站在露台上，你可以看到两个巴黎，两座埃菲尔铁塔，两个荣军院穹顶。”他尝试大面积使用玻璃、滑动板块与堆砌建筑的理念。基金会有一个独创的收藏体系，“基金会经常买下某场展览的部分甚至全部展品。这让基金会与艺术家的合作走得更远。它包含了作品、创作者、基金会与艺术家，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包括了这些作品的所有经历。”赫维·尚德斯，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主席，他曾表示，“但同时，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你必须保证所收藏的作品还能继续焕发活力。”万宝龙基金会从1992年至今一直致力于支持在文化、艺术以及音乐方面有所建树的个人或机构。每年，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艺术工作者所组成的评审团评选出获奖人。“这项发源自欧洲历史的艺术赞助制度将继续发挥作用，支持现代艺术的繁荣。文化和艺术是奢侈品牌的根源。”万宝龙文化基金会主席贝陆慈（Lutz Bethge）说。随着LVMH年轻艺术人奖（LVMH Young Artists‘Award）的设立，艺术赞助名单上又多了一个法国奢侈品集团。赞助态势逐渐成风，难怪《艺术新闻报》（The Art Newspaper）从1997年底开设了“时尚与艺术”（Fashion and Art）的版面，特别关注奢侈品、高级服装品牌参与的艺术赞助，因为赞助的形式和类别是如此多样。
威廉-肯特里奇和马提奥·洛佩兹是劳力士创意推荐资助计划的导师和门徒。在约翰内斯堡最终轮面试中，洛佩兹签证的小问题为他赢得了一个额外的和肯特里奇相处的时间。在肯特里奇的工作室里，他给洛佩兹布置的任务就是画一批马和一部老式电话。洛佩兹用他哥伦比亚建筑系学生的功底画了一幅幅线条考究的画。而面对成品，肯特里奇却说“撕掉它”。用洛佩兹画作的碎片，肯特里奇重新创作了一匹昂首阔步的马的纸片雕塑。“那种感觉就像通过了一扇从未打开的门，它带领我进入了另一个领域。”这就是创意推荐资助计划的意义——挑战和重新塑造年轻艺术家看待艺术和世界的方式。门徒和导师将一起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相互影响和学习。“马提奥是学建筑的，所以他绘画的方式构图清晰，下笔准确。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换成一种粗犷思维方式也不错，在一个混乱的条件下创造。”肯特里奇鼓励洛佩兹在镜头前行走，然后画自己在镜头中的状态。“在一本书中画自己行走的动态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每一帧都让你思考自己是谁，那一刻在思考什么。这种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会产生很多想法，你会发现一些东西我没画到，或者是一些东西我没有想到。如果你还要继续创作三四十年的话，就必须放开自己，走出舒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