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实际上，自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将横贯东西的路上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以来，“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以丝织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由于丝织品不易保存，即便我们能从航海文献或船舶账目中寻觅到只言片语，实际上能够以实物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贸易丝绸寥若晨星。
一、蓬莱仙山不死药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确立文化传统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内陆国家，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完全或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通过海路交通与其他几个文明中心产生互动，是随着历史时期古代王朝版图的扩张、沿海地区的开发逐步展开的。“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云南江川李家山汉墓、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捶揲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Pathian Empire，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二、奇石异物碧流离
有汉以来，由于文字记录的丰富，海外贸易以更为翔实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西汉时期甚至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1975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南陵附近发现20座从葬坑，其中有一具犀牛骨骼。犀牛骨骼虽已断裂，但整体结构和大骨节保留得还较为清楚。据鉴定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南陵的主人是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崩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看来王莽虽然热衷于制造新生事物，令外国遣使献活犀牛却并非他首创。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虽然并不能简单对等，但文献中提及的“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至于玛瑙、琥珀、石髓、水晶等宝石珠饰更是比比皆是。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非洲象牙、蜻蜓眼玻璃珠、乳香、琥珀、金珠泡饰等极具异域风格的文物。
这一时期，远至罗马帝国、托勒密埃及、帕提亚王朝的人群已经对孟加拉湾以东的居民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托勒密埃及时期的文献《红海航行》（The Voyage Around the Erythraean Sea）记录经过印度洋东海岸以后，“海洋终结于一片叫作秦（This）的土地，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叫作秦尼（Thinae，也就是中国）的城市，那里的生丝和纱线以及丝绸通过大夏徒步运送到婆卢羯车，也通过恒河出口到利穆利。但是进入秦不容易；也很少有人从那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