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尤其是“混一声教，无远弗届”世界性大帝国元帝国的建立，刺激和促进了海路交通的发展。除了自行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时期两代官府都经营海上贸易，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利益分配，据《元史·食货志·市舶》记载：政府给本让商人出海博易，回国后政府得七，商人得三。元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官府任用穆斯林理财及管理海运有关。例如宋末降元的泉州市舶使司蒲寿庚，就是阿拉伯人出身，除蒲氏以外，还有掌管泉府司和市舶司的回回人沙不丁和合不失。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即为皇族理财，还一度“专领海运”。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可谓务实：“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瓷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典章》）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口产品包括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器和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商品的大多数在宋代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对亚非各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尤其以陶瓷技术的传播为最。进口商品据统计不下250种，以珍宝和香料为主，另外特别重要的还包括药材、纺织品以及少量手工业品。这一时期的贸易仍然以转运贸易为主。
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及港口遗址都凸显了当时陶瓷器在亚非各国的风靡盛况。当时的外销陶瓷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青花瓷为大宗。例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期沉没于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应是从中国海域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品种，器类以各种形式的碗、盘、罐、盒、瓶、壶为主。这批陶瓷器分别来自我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窑址，包括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另外，元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品种青花瓷，一经烧成便迅速扩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青花巨件，是元时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贸易兴盛的印证。在波斯湾古港口基什岛、霍尔木兹，地表随处可见中国龙泉窑、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埃及开罗郊区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包含了从唐五代到明清时期的大部分中国知名陶瓷品种。
五、器成天下走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但与宋元时期不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困局。总的来看，中国并未顺其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从主观意愿上看，明清两代政府逐渐闭锁，到清代限制四口通商甚至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从客观上讲，民间贸易及走私在沿海地区活跃，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但由于失去了面对海洋的主动权，最后不得不在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面前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历程。
明初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与宋元时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不同，更侧重“怀柔远夷”的政治功能，是不计成本“广施国威”的外交手段。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1975年南中国海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一艘明初沉船的残骸，出水铜钱400多公斤，其中大部分是“永乐通宝”，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郑和下西洋时沉没于西沙群岛航道的宝船之一。郑和船队和中国瓷器相关的遗存在肯尼亚也有发现，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岛（Lamu Islands）上，位于大陆沿海的格迪（Gedi）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开罗市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15～18世纪中国瓷片，主要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单色釉瓷器以及各类彩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