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些敌方人员进行了策反和争取：1941年7月中共浦东区委在上海成功策反伪13师50团“守望队”100余人；1945年8月，打入汪伪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干部徐楚光策反汪伪南京警备师钟剑魂的部队等。
不断壮大的共产党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情报工作，从1937年12月开始，先后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情报部”等部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而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分布着很多情报系统，包括具有过渡性质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以及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潘汉年系统等等。中国共产党渗透了很多地方组织，也策反了不少日伪人员，但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都只能依靠中共的情报系统，而要得到更全面丰富的情报，仅靠自己的情报系统远远不够。
周恩来的理念是“寓情报于统战中”，“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拥护，于是，中共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支持或同情共产党的党外人士，作为情报搜集的补充渠道。上海沦陷后，主持“八办”工作的刘少文就通过举办上层聚餐会，定期与社会各界联系，了解他们对抗战的态度，并从中发展情报关系。
陆久之是其中一例，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很早就为中共提供情报。1930年前后，他在东京留学，其间曾为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站工作，后来又成为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抗战爆发后，陆久之回国，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积极为中共搜集情报。他利用自己曾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担任《华美晨报》社长，后来又担任日本海军高级官员开办的海安信托公司经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日本军政人员交往，以“中日亲善”的名义收集日伪情报，把搜集到的日伪情报传递给刘少文。1940年1月，“和平运动”最早的发起人高宗武和陶希圣背叛汪精卫，秘密逃到香港，陆久之把这一消息告诉国民党的同时也告诉了刘少文。国民党官员许彦飞也一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是中共党员龚饮冰的同学，抗战期间通过龚饮冰认识了刘少文，开始为中共搜集情报。他让中共党员李白的电台架设在自家阁楼，还出资帮助李白夫妇开办“良友百货店”做掩护，丰富了中共的情报来源。
通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抗战期间逐渐成熟，情报系统更加丰富多元，获取情报的方式也得到了拓展，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的书籍包括：魏斐德的《间谍王》、马振犊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沈醉的《军统内幕》、章微寒的《戴笠与“军统局”》等；参考的论文包括：劳开淮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情报工作研究》、杨芸的《军统上海抗日锄奸活动研究》、沈美娟的《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叶文心的《城市中的战争与地下抗战》、洪小夏的《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黄家盛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局之历史考察》等。感谢上海大学教授徐有威、实习生付雪航和陶玉荣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