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张爱玲《封锁》
“为虎作伥”
2014年，《半生缘》英文版由企鹅经典出版。《华尔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评论，“46年之后，英语读者终于能欣赏到张爱玲生前最受欢迎的作品”。那种略带心酸的口气，很难不让人想起张爱玲在《金锁记》开篇写的那句话：“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难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从18岁开始就用英文写作。在香港大学读英国文学的时候，她曾经强制自己只写英文，以至于1942年回国考圣约翰大学落榜，因为中文没有及格。
1943年，她连续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散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Chinese life and fashion）、《还活着》（still alive）和一些影评，都是为西方读者而写，倾力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而且后来大多自译成中文。
在美国生活的40年，张爱玲也曾经想过以英文写作为生，其间许多杰出的中国学者如胡适、夏志清、刘绍铭等也曾经尝试将她的作品推广到美国市场，但都没有成功。她的名望始终局限于美国大学的中文系所。1995年，她去世的消息曾以极短的篇幅刊登在《纽约时报》等英美主流媒体上，编辑和记者很可能从未听说过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那不过也是一个“辽远的故事，不与他们相关了”。
按照《华尔街日报》那篇评论的分析，张爱玲在西方的“重新被发现”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中国的日益国际化，二是李安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色·戒》。
就在李安将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不久，《色·戒》的英文版小说由纽约兰登书屋的Anchor Books出版。封面是电影剧照，梁朝伟一脸深沉，目光凝聚成一个疑团，不知在看什么。汤唯则侧身回望，眼神露出一丝狡狯，好像胸有成竹，掌握了色欲与阴谋的分寸。
在为《色·戒》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李安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作者使用中文像张爱玲那样残酷，而张爱玲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比《色·戒》更美、更残酷。这个故事她翻来覆去地写了20年，写了改，改了写，就像一个罪犯不断重返犯罪现场，或一个受害者不断重演创伤，在对痛苦的一次次重新想象中获得快感。我们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其实不是在改编张爱玲的作品，而是一次次重返她的残酷与爱的剧场，直到足以拍成一部电影。”
在张爱玲的原著中，易先生用“为虎作伥”来形容男女关系。中国民间传说，老虎吃了人，被吃的就变成跟随老虎的鬼魂，专门帮老虎来害人，就是“伥”。因此，书中的王佳芝，活着是易先生的人，死了是他的鬼，也就是他的“伥”。李安不禁又反过来想，或许王佳芝遇到易先生之前就是“伥”，现在是勾引易先生，让他一步一步走进虎口。
按照这样的逻辑想下去，张爱玲写《色·戒》，翻来覆去地写了20年，是不是成了故事人物的“伥”？而再来改编她的故事的李安，岂不是“为伥作伥”？那么，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又算是什么呢？
幸亏大导演在这里笔锋突然一转——“她理解表演和模仿在本质上是残酷和粗暴的，动物用伪装诱惑敌人，或者躲避猎物，但模仿和表演同样也是我们向更广阔的经验、与他们之间神秘的连接、更高的意义、艺术和真相敞开的方法。”
当然，李安的这段话是说给西方读者听的。40多年前，西方人对张爱玲的故事不感兴趣，对她笔下的上海、香港，远不及对三四十年代的巴黎、柏林、伦敦的兴趣来得浓厚。即使是中国的故事，他们也更愿意欣赏赛珍珠笔下的异域风俗，而不是张爱玲在中国的现实里参差对照出来的荒凉况味。
今天，在西方，到底什么样的人在读张爱玲？他们如何以一种不一样的语言体验她的世界和哲学？她的故事中弥漫的美与悲凉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之后，失去了什么？又添加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