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后期，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和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在巴黎有过一场“独立书店史上的著名会谈”，二人对“拥有独立思考精神价值”的书店达成了某种共识，前者留在巴黎，盘算着开办一家免费提供英文书借阅服务之处，后者辗转回到旧金山，有了著名的“城市之光”。
彼时，惠特曼年近四十，看上去是个任性的中年人，而少时曾随父亲到南京生活，20岁开始又历经徒步流浪冒险之旅。行万里路后的少年坚信“给予你所能给予的，只索取你需要的”。他与美国诗人惠特曼没有血缘关系，却以诗人的精神为灯塔，甚至致信友人说，觉得“有时候感受到某种亲缘”。当然，这不妨碍惠特曼仍然以一个怪异的美国人形象示人，最著名的段落便是他会在店中点燃自己的发梢，仅仅是因为这样处理剪发事宜更为高效。他坚称自己书店门楣上刻印的“不要对陌生人冷淡，他们也许是天使乔装改扮”出自叶芝，事实上却是摘自《圣经》。他交过一个爱斯基摩人女友，但书店以他第一个法国女友命名，对西尔维亚·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心神往之却未得相见，直到若干年后，后者来到他的书店，并表示要把“Shakespeare and Company”这一名称相赠。
1964年，西尔维亚·毕奇过世，惠特曼将店名正式更改。老店除了留给惠特曼大量书籍，恐怕还有“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血脉。莎士比亚书店仍是年轻作家的朝圣之地，而这种朝圣，延续到今天，是远游之人涌进书店，用同一种雀跃的音调问出同一个问题：请问《尤利西斯》在哪儿？两个时代聚积的文学声名，自然使得莎士比亚书店拥有众多慕名的游客——这大概让销量不成问题，却也是遭人诟病之处。巴黎《外出》（Time Out）手册曾用“只会坐享祖荫”指责书店经营者，游客太多以至于毫无文化可言。
老惠特曼其实顽固于传统。他活了将近百岁，直到年近90高龄，才逐渐放手书店的管理，而在那之前的半个世纪中，书店样貌几乎维持在60年代，无视左邻右舍的店铺有的安了电视，有的挂了霓虹灯，是用“以不变应万变”在拒绝改变。
但批评触发了西尔维亚·惠特曼小姐的变革念头。她重拾其父在20世纪80年代曾协助出版过三期的《巴黎杂志》，定期组织读书活动，建立书店网站，甚至还增设了网络购书业务。2003年，她又发起了名为“Festivalandco”的文学节，用音乐、戏剧等形式来联合文学。
当然，老惠特曼所称“戴着书店面具的乌托邦”的核心传统没有变，“tumbleweed”们总是书店的核心价值所在。如果说那些文化活动积酿了人气，那么这些“驻店作家”的写作乃是为文学史献力，尤其是那些还未成名，甚至没有出版过书的作家们。为书店工作、读完一本书的规矩仍在，现在甚至更为严苛——必须持续创作。如何看待现在的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多了一杯咖啡。一位正在写自己第二本小说的“风滚草”女孩在博客中写道：我最欣赏它的社区性，在提供有趣的人这件事上，书店就像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的讲述者），讲起故事来简直源源不断。还有25岁的英国人吉米，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也曾驻店，他说，这个书店让他在如今这个时代仍能“持续做梦，也继续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