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阅读大量的军事文学时，她发现了类似的“串通一气”。她认为，那些对战争和杀人加以浪漫化的书写都是来自男性的本能。男性对武器怀有隐秘的赞叹，因此在使用武器时不会考虑到战后的问题。而让女人杀人则相对困难，因为她们本身创造活的生物，与活的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直到写作了这本书，阿列克谢耶维奇才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来的体制，是独立的人了。
然而，当这本书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评论走向了两个极端。反对的声音中，一些人甚至将她告上法院，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故事的讲述者，他们向法官抗议——“我没有这么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此的解释是：“其实他说了，不过我从中提炼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意思。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比如，受访者也许依照其意识所习惯的，希望从自己讲的故事里让对方得出某种英雄行为的看法，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提炼出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怎样被变成了一个杀人犯。
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的历程、不是事件本身。因此，她真正感兴趣的部分，是人们有意无意间隐瞒起来的细节，她将这些资料集中起来，以形成时代的形象。“我从不强制资料——我先是找到它，摘录它。应该说——是资料形成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就会重复自己，到处撞到自己身上。问题不在于浓缩而在于筛选。我进行筛选，有的东西会放弃。我的概念仿佛就隐藏在这种筛选和剪辑过程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谈到，她自己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写一本有关灾难的书。切尔诺贝利爆炸发生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最先冲到废墟上采访的人之一。但了解到的信息并不能让她得到满足。“纯粹的政治或科学解读远远不够，没有人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她突然意识到，她不敢坐在青草上，不敢吃苹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住在含毒的污染地带，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患病，母亲双目失明，患甲状腺癌的孩子多达二三百人，而过去只有七八个。来到某个村庄，村民已经搬空不说，连同茅屋、水井、圣像都被埋了起来，很快，这些都变得司空见惯。于是，人们开始等待双头的雏鸡和无刺的刺猬出现——在科技灾难造就的那个将疯狂、荒唐视若平常，花朵盛开却没有味道的地方，一切悲伤、带着刺痛的未知都是可能的。她开始收集资料。与以往的写作相当，她采访超过500位目击者，对每个被采访者都录下超过4卷录音带，记下100多页的笔记，这花费了整整10年。
最新的作品《二手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标靶从战争、事件中移开，投射到时代。1991到2012年，她为这本书所做的采访一直在进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写作的方式依然没变，人们谈论着过去和现在，爱恨交加或冷漠。
早于诺奖之前，她的作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且在世界文坛屡获大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等。同时，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她的独立新闻活动也曾受到政府限制，《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战争中没有女人》）曾被苏联有关部门大幅删节后才得以出版，直到2013年的修订版，作者才将删节的部分补充回去。争议颇多的《锌皮娃娃兵》也曾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协助迁居巴黎，2011年才回到明斯克居住。
在一篇访谈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被问道：“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她的回答是，像切尔诺贝利，它既令人丧失理智，又能提供观察事物的深邃的哲理观点。“我并不只是在收集一些可怕的事情。”同时，她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是独自行进的，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