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
TPP的成型，是中美战略竞争延伸到经济领域的必然结果。面对来自太平洋的挑战，“西进”并非长远之策，中国还须为“东迎”做好准备。
经过长达10年的艰难谈判，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国外长在亚特兰大达成一致，同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区域自由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新的、统一的规范。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说法，TPP的最终目标在于缔结“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在亚洲―太平洋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内，实现零关税以及商品、资本、服务的高度自由流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贸易大国，中国由于在货币自由兑换、环保、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标准与TPP不尽相同，并未被列入该协定的意向参与国。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稍早时宣称，TPP的重要性“如同增加了一艘航空母舰”，这被《纽约时报》理解为暗示协定旨在制衡中国。更多分析意见则宣称，TPP是对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击，是“新冷战”的先声。《三联生活周刊》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对TPP的意图做了分析和点评。
时殷弘教授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曾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是当代中国极富影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学研究者之一。1995年，他曾率先提出中国应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采取“搭车”战略；2000年前后，他提出了塑造中国式大战略的必要性，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前期应一心一意追求“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避免海陆战略资源的分散。2011年他受聘为国务院参事。近年来，时教授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以及中美海上竞争问题仍多有建言。
三联生活周刊：TPP协定的前身始于2005年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四国的倡议，历经10年，形成了今天的初步框架。但它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包括引发如此热烈的舆论反响，主要还是由于美国的参与。TPP意向成员国的扩大，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基本是同步的。你认为美国加入并主导TPP，其深层动机何在？
时殷弘：TPP的成型，无疑是美国政府亚太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选在2015年秋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签署整个协定，原因有三：第一，近年来，美国在商品贸易、金融流通等传统上占据显赫地位的领域，其相对优势有所衰减。为了进一步助推经济复兴，也为了在亚太这个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重新确立优势并发挥主导作用，都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第二，应该看到，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既有的平台和规则，已经令一部分国家感到不满足。对美国而言，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地区层面，都希望通过先人一步地变更规则，建立新的运行规范和运作机制，来继续发挥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一贯作用。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层面还是全球，TPP对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既有优势，意义都至关重大。第三，面对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美国在从政治和安全层面提出“亚太再平衡”的同时，也有必要在经济领域“重返亚太”，对该地区伙伴国家（包括军事同盟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进行再整合。通过TPP以及其他相关框架，在亚太地区建立若干新的、广泛的、高标准的贸易集团，以重振美国的优势地位和领导能力，同时阻滞中国国际权势和影响的扩展，这是奥巴马政府的考虑。
总之，一是为了本国经济的复兴，二是为了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和亚太经济运行领导权乃至规则制定权的归属，三是出于在战略上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共同决定了美国加入并推动TPP协定的达成。
三联生活周刊：与此前已然存在的多边经贸框架，如全球层面的世贸组织（WTO）相比，TPP有哪些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