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途中的龟兹乐舞，曾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中原，刮起过一阵“胡舞胡曲”的旋风，成为改写中国乐舞史的新潮流。
飞机落地时已是深夜23点，机场大楼上“库车龟兹”四个大字在夜空中异常显眼，它提醒我们所到达的这一站，既是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同样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枢纽——古龟兹国的治所。由这里往西，经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抵费尔干纳盆地，经中亚重镇撒马尔罕，便可通往欧洲。千百年前，一队队商旅、僧侣、艺人，正是穿越这条道路，联结着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交流。
夜间的库车街道上行人很少，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抱怨最近生意并不大好，而在夜市的一家餐厅门口，店员们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维吾尔语版的连续剧《精武门》。总而言之，除了维吾尔族人占据多数之外，这座城市看起来似乎与许多内地的县级城市别无二致。然而，无人可以忽略的是，这里所诞生的西域诸国中最为赫赫有名的龟兹乐舞，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曾在中原刮起过一阵“胡舞胡曲”的旋风，也带来了一股足以改写中国乐舞史的新潮流。
“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628年，唐玄奘西行求经，路经龟兹，在当地受到国王和显贵们的热情接待。由于当时西行之路上的凌山积雪未消，道路阻断，急于取经的他不得不在龟兹滞留了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玄奘不但参与佛事活动，考察当地风土习俗，还欣赏了由庞大乐队演奏的龟兹音乐。19年后，在遍历100多个城邦与国家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龟兹依然念兹在兹。
事实上，在整个唐代，正如诗人王建在《凉州行》中所描述的那样：“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音乐风靡一时。而龟兹与中原地区的乐舞交流，伴随丝绸之路的开通，早在西汉时已开始活跃起来。当时的龟兹国王绛宾娶了乌孙王翁归靡和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为妻，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绛宾和弟史入朝觐见汉宣帝，两人在长安住了一年，返回龟兹时，汉宣帝送给他们一支数十人组成的歌舞乐队，中原乐舞乐器从此传入龟兹。
龟兹也自此并入西汉版图，中原王朝开始着力经营西域。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附近）设置西域都护府。东汉时，西域都护府从乌垒迁至龟兹境内的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大望库木旧城）。648年，唐太宗设龟兹都督府，10年之后，随着唐朝疆域的扩大，安西都护府从高昌移至龟兹，龟兹成为西域中心。在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看来，龟兹与中原的乐舞交流，正始于西域与中原确立朝贡关系的大的政治潮流之中，二者的交流经历了一个“东往西来，西往东传”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前主任金秋曾在《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一书中，将丝路乐舞艺术交流的形式总结为如下三种：随中外使臣往来，随皇家公主外嫁，随佛教东传。龟兹与中原之间的乐舞交流也不例外。
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的龟兹，依赖天山雪水消融形成的绿洲，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比起游牧文明，其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要更早更为丰富。此外，从人种学上考察，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古国，多为欧罗巴人，天性爱好音乐舞蹈。龟兹人的血液内更是流淌着音乐的基因，在位于拜城与库车之间的克孜尔石窟谷内区有一个滴泉，传说古龟兹人“滴溜成音”，听着这里水滴的声音就可以作曲。
然而作为丝路北道的中转枢纽与佛教东传的历史起点，多种乐舞文化的交汇与影响才真正促成了龟兹乐舞的繁盛。霍旭初发现，龟兹早期的出土文物与乐舞活动相关的并不多，从汉到魏晋以后，相关的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随佛教传入的印度音乐，以及随世俗传入的西亚等国与中原地区而来的乐舞与乐器，形成影响龟兹乐舞的多个源头。可资佐证的是，在初创于3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人们既能看到供奉佛的天宫伎乐，也能看到波斯商人的形象与服饰，以及箜篌这样的波斯乐器，还有来自中原的阮咸、排箫与龟兹当地的筚篥、鼓等乐器。
在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首次风靡中原。384年，前秦大将吕光征服龟兹，用两万匹骆驼携带西域珍宝、大批乐舞艺人以及高僧鸠摩罗什获胜东归。结果走到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时，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灭亡，吕光便在那里建立了延续17年之久的后凉政权。龟兹乐舞与当地中原乐舞再度融合，形成西凉乐舞，经北魏传入中原。北魏的历代鲜卑皇帝都酷爱西域音乐，他们改造了中原正统音乐，至魏太武帝平定河西后，《龟兹乐》与《西凉乐》成为宫廷重要的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