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应新将收集到的玉器进行分类研究，将结果发表于《考古》杂志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刊物上，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即便仅为散落在国外的一些石峁玉器提供了“正名”的根据，戴应新对于遗址的粗略勘查，也使“石峁遗迹”这个地方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一些国外的记载中，很明显写有“榆林府”的记名，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萨尔蒙尼在北京征集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玉璋，其中最长的一根约55厘米，被带回了德国，后来他在自己的书里详细披露收集玉器的过程。牙璋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新创的玉种，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遗址中均无牙璋出土。我国发现牙璋的地点有16处，全国各个博物馆和学术单位所藏的牙璋中，石峁出土的牙璋几乎占了一半。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南非等国家博物馆和私人，共收藏牙璋约50余件，绝大多数为石峁型牙璋。
石峁村加起来有三十几户，二百来人，但现在村子里也就只剩下二十来人。村民世世代代围绕着一处名叫“皇城台”的地方种地生活，在最终确定此处拥有重大历史价值之前，村民们并未觉得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特别珍贵，只觉得这片土地肥沃，庄稼收成好，他们种五谷，开梯田，每到下雨或发洪水时，就会从地里平白无故地冒出不少玉器和陶器来。村民高超仁告诉我，他在20多年前捡到过一块玉，“那时候觉得没用，三毛五毛就卖给人家了”。他也曾在种地的时挖出一个完整的陶制器皿，但20多年前为贴补家用，卖掉后换回了一袋白面。
收购玉器的同时，戴应新也对挖出这些玉器的地方进行了区域性调查。当时他的初步判断是：“在南北长千米、东西宽五六百米的范围内，从山顶到半山腰都有古文化遗迹和遗物分布，山腰以下为陡崖。”但对于这些“古文化遗迹”具体是什么，他无法定论，甚至将一部分外围的城址与附近的战国秦长城归为一类。而关于石峁的年代，戴应新通过与关中地区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中的陶器对比，判断属于陕西龙山文化，处在新石器时代，又根据玉的特点，推测还有可能属于殷文化，与在石峁附近、黄河之隔的陕西省保德县的殷代墓葬有关联。
事实上，比这更早的十几年前，石峁已被考古人员注意到了。“1963年的时候，我们的老所长巩启明来这里调查过。”现任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他们一行人当时把所有资料都投给《考古》杂志，但‘文革’期间都烧掉了，只剩下一张登记表。”他说：“这张登记表我也见过，写得非常清楚，叫石峁山，榆林高家堡镇。这可能是关于石峁的最早的一个调查。”
1981年，时任半坡博物馆馆长的巩启明奉命第二次到石峁进行调查。他们先坐飞机到延安，再从延安辗转坐车来到石峁山上。条件艰苦加上交通不便，他们上山时背了袋白面。“我让村里的王书记做饭时把三个人的饭量减成两个人的，省着点吃，因为吃完了这袋面就得走人了。”结果一袋白面三个人一个星期就吃完了，最后只发掘了84平方米。在“皇城台”附近发现并清理了几处白灰面房子、灰坑，还在村里发现了石棺葬、瓮棺葬。“要是像在关中地区一样，能吃饱饭，多待一段时间，可能收获更多。”巩启明回忆道，那次的发掘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参与人员魏世刚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通过“石灰墙”、陶器、墓葬等出土遗物，他们判断石峁属陕西龙山文化的范畴，但要将其归于夏或商文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
直到2011年，石峁又重新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这次又是因为玉器。“2010、2011年前后，我们在神木县发现一批据说是石峁出土的东西。巨大的数量加在一块儿，令陕西省考古所的专家警觉起来，觉得这个遗址肯定不一般，便开始实施调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告诉本刊。神木县石峁文化研究会会长胡文高是私人收藏石峁遗物最多的一人。早在2000年，胡文高从当地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件玉璧，在村民带领下，他前往捡到玉器的地方查看，地里到处都是陶片，还见到了石墙。“虽然我不懂考古，但觉得这个遗址不一般，因此告诉老乡，今后发现了玉器、陶器或者石器都告诉我，老乡也很负责任。因此从2000年开始，我从老乡手里大概收了两三百件。2010年，我将这部分文物全部捐给了神木县博物馆。”胡文高告诉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