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的城墙达10公里长、2米宽，孙周勇粗略估计需要12.5万吨的石头。古人需要先从山上凿下石头来，经过打磨、运输，加草拌泥一块块垒起来才能筑成结实的城墙。根据城市的大小推算当时城中的人口数量，大概在2万人左右，单靠城市里生活的人无法完成如此大劳动量的工作。“这暗示着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上层社会，相当于王的身份，具有支配广大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石峁居住的王和首领，具有很大的向心力，这么威武壮观地建皇城台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周边的村落形成一种威慑感。在那个蒙昧的时代，掌握宗教权、祭祀权，就等同于掌握了人们的精神，对于其周边的地区来说，石峁就像是一块磁铁，不断地吸取周围势力的靠近与依附。因此，东门遗址与皇城台遗址不仅仅是防御所需，在当时更是凝聚、整合区域内社会集团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城址内发现的一些建筑，在中国的城建史、城防史上都是开创先河的。外城东门发现的“马面”就像一个天外来客在4300多年前在此突然出现。马面是在汉魏以后才兴起成为中原地区正统文化城建时的建筑，属于都邑类遗址的建筑。石峁发现的马面，与后代形制上没有差异，在史前这一时刻的发现，突然且没有源头，令人诧异。“但是也可以解释，因为人在类似的环境压力下，会创造相类似的东西，为了防御的需要。”孙周勇说，“为什么构建那么大的土墙，说明有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
目前史学界对石峁遗址的争论很多。从石峁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关联或具有传承性的器物遗存，如陶器的器形、器类和纹饰，玉礼器的使用，以及壁画的绘制、祭祀方法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遗址处在“中国文明前夜”的北方时期，有不少学者认为与传说中黄帝的活动范围吻合。2013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沈长云教授与山东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陈民镇就石峁遗址与黄帝的关系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争论。对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显得较为谨慎。“首先我们界定它是不是王国，是邦国还是方国。它能够统治，但还达不到帝国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峁已经脱离了一般聚落的形态。从城市的规模和结构来看，比如环套结构，是以后宫城、皇城、郭城形制这一概念的萌芽期。石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集约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功能，因此在未确定与何人有关之前，称呼它为都邑性质的遗址可能更合适。”孙周勇介绍道。
考古队副队长邵晶曾在石峁遗址的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这区域内还有70～80处类似的遗址，而石峁面积是最大的。邵晶粗略估计石峁所能影响的范围：北至大青山，南至延安，向东不会超过山西东部，向西不会到宁夏境内。“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石峁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叫什么，文献中缺少记载，但我们能在考古学上把它的范围、影响、受影响有多深解释清楚，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邵晶告诉本刊。
遗址保护转型契机
去到石峁遗址，经过的是高家堡古镇，延山路向山峁开去，道路虽然很清晰，但仍是泥路，一路要穿行于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路的尽头才能到达这个遗迹。
遗迹现场已经规划得很好。护栏将城址一片地方隔离出来，进入遗迹前有临时设立的文管所。进入之后，是很规整的栈道，有很明确的参观路线。一般常人从外城以东进入，栈道两边拉着很粗的绳索。登上北墩台，可以很清晰地了望到方圆内的整个遗址，以及远处石峁的母亲河秃尾河。值得注意的是，对遗址各个部位的说明性标志牌上，也都清晰地标注着“石峁遗址公园”的字样。从今年1月起，陕西开始有政协委员建言要设立遗址公园。但对于一个刚开始科学发掘三四年的遗址，并且仍在发掘中的遗址，过多的参观人数，显然对遗址的保护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今年‘五一’的时候有6万人来，看到每天四五千人站在墩台上，既有人身安全的隐患，又危及到文物本身，其实内心是很着急的。”邵晶介绍道。考古不仅仅是一项科学研究，也应该服务于大众，因此陕西考古研究院对于向公众开放参观一开始是持积极态度的。“我开始的态度是支持也同意普通人来参观考古遗址，只要不影响工作，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普及他们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增强民族认同感，但后来人太多，超出我们的预想。”显然，过多的人流涌入，孙院长也认为有些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