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成员国共拥有超过2.5万架军用飞机、800艘主要水面舰只，以及超过300万兵员，理论上它是全球最为强大的多国军事力量体系。曾经在空袭利比亚行动中，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北约联合军事指挥部很可能成为未来军事行动的中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弗朗西斯·海森堡说：“伊斯兰国”对巴黎的袭击是否能够定义为其胜利，取决于法国及其盟国随后的反应。根据研究所的估计，北约可能采取的战略是，在第一波空袭后，北约联合特种部队或许将渗透入叙利亚境内进行特种作战，并为进一步的空中打击提供引导，随后，北约军事顾问与约旦等阿拉伯盟军即将深入库尔德地区，为已经与“伊斯兰国”武装奋战已久的“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和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队提供训练与装备。“此次行动正是实践北约‘后冷战’新型伙伴关系的良好契机，并成为未来欧洲以及泛大西洋合作的宝贵经验。”海森堡表示，在“9·11”事件后，英法盟国曾对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做出了坚定的支持：“现在该美国投桃报李了。”
分裂的同盟
为何直到“9·11”之后，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依旧在反恐战略上步调不一，分歧不断。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委员会”在“泛大西洋联盟与全球反恐报告”中争辩说，“9·11”事件发生后，本土遭遇直接袭击的美国将恐怖活动看作一场新型非对称战争，需要使用武力将这个敌人不惜代价地根除；而欧洲国家则顶多将恐怖主义看作一项犯罪，只能动用司法与行政措施进行预防、制止，控制其危害。在手段方面，欧洲习惯于确立框架再磋商与合作，美国则要求迅速而有效地行动，哪怕孑然一身。很显然，在巴黎事件后，法国，乃至欧洲以往对于恐怖袭击遥远而模糊的感觉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和欧洲分享共同的传统，具有牢固的文化纽带，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漫长岁月里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些条件使得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牢固的同盟。”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地缘政治》中说。而它们之间的分裂，被库普乾比拟为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库普乾认为，欧洲统合的意义，堪比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成立合众国对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有趣的是，这一运动的奠基人正是一位法国人——法国前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覆盖西欧至中欧、经济总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相当于美国大约80%的欧盟，既是美国越发重要的战略伙伴与国际政治中的平衡体，也是其竞争对象。“冷战”结束造成的强烈后遗症之一，就是欧洲的安全防务依旧严重依赖美国，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依旧要仰赖美国。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政府无数次喋喋不休地指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来自长期免费或优惠享用美国全球军事安全体系保护伞的“搭车效应”，所谓欧洲“缺少保卫自己的决心”。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卫自身的决心与自身对威胁的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也许将宣告法国与欧洲国家将改弦更张，彻底改革自身的国防与安全保卫体系，并摒弃其外交政策中一贯残余的“戴高乐主义”孤立倾向。
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与欧洲关系自“二战”以来的“冰点”，库普乾说，美国吝啬的自由主义和刚愎的单边主义，向世界和欧洲传递着反复无常的混乱讯号。一边抱怨负担过重，要求伙伴负担应有的义务，一边又漠视伙伴，自作主张。科索沃冲突之后，克林顿政府一方面要求欧盟建立能够与美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又宣称，在北约内部存在一个欧盟核心小组是无法容忍的。随着美国总体力量的衰落，似乎昔日盟友走向对抗的大趋势不可避免，幸而“9·11”事件改变了一切，遏制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一个宽泛而松散的国际反恐多边联盟诞生了。然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伙伴关系依旧遥远，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理查德·哈斯形象地称之为“菜单式的多边主义”，美国要求欧盟伙伴行使一系列精心制订的义务，然而却依旧把它们当作必须跟随自己指挥棒演奏的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