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内务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弗对媒体表示：盟国之间关于预防极端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合作应该立刻升级。巴黎袭击的策划者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费与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等人，是在法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可触及范围”之外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这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在婉转地承认法国与盟国之间反恐情报侦测与分析工作依旧滞后。其实早在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情报改革与反恐怖预防法案，确定与盟国建立广泛的交流机制，与可信赖的盟国实行反恐情报交换与合作。
2004年6月3日，最为危险的“基地”组织欧洲分支头目克里斯蒂安·卡扎斯基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被捕，幕后操作者即是被中央情报局称为“联合中心”，由美法两国情报机构——CIA与法国对外安全部（DGSE）共同建立的联合调查与交流机构。在2005年退休的中情局行动主管约翰·E.麦考林声称，这种合作是全新“试验”式的，但效果显著。美法两国情报人员编制成精干的小组，每组负责跟踪一个或者几个与“基地”等极端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嫌疑人，通过监控手机通讯、银行转账与旅行记录对其进行跟踪与缉捕。然而“卡扎斯基案”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一全新反恐合作体制已经就位：许多欧洲国家的司法体制，出于保护公民自身隐私权利与自由的优先考虑，以及罪犯引渡条例的严格规定，对美国情报机构的做法嗤之以鼻。而美国则痛恨这些繁文缛节：同年，意大利就驱逐了13名试图在米兰“秘密控制”一名疑似埃及恐怖组织成员的中情局特工。
“新世纪中的欧洲安全问题，无论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与洗钱，抑或地区间民族冲突，较之‘冷战’时代来自苏联的核武器与常规战争威胁，都更像是欧洲地区间内部事务，再由一个大西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充当仲裁与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不合时宜，哪怕其表面态度极为友好。科索沃战争即是一次旧‘冷战’美欧合作模式的失败代表。”布鲁金斯大学研究院教授、曾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科丽·沙克表示。而在今年初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研究专员克里斯汀·阿奇克撰写的《2014美国与欧盟反恐合作报告》中，美国终于开始强调在平等基础上的信息交流、司法执行与监督接轨，才是有效遏制恐怖主义袭击的利器。法国国内安全总局（DGSI）开始收押并审讯来自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组织嫌犯，从2014年开始，美国财政部的“恐怖分子资金追踪项目”（TFTP）终于可以从位于比利时的国际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总部直接调取，监控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与嫌疑人的金融记录，欧盟也同意响应美国的《集装箱安全倡议》以及在多国国内安全部门之间分享“航空旅客姓名记录档案”（PNR），以遏制危险爆炸品、军火的运输以及降低恐怖分子劫持民用航空运输工具的可能性。
“奥巴马的新战略，零星的空中精确打击、星罗棋布的军事顾问团与特种作战部队，不但无法短期奏效，也无法使敌人产生敬畏感，反而坚定了其坚持作战的决心。”科丽·沙克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反恐打击中，美国应“退居幕后发挥隐形领导作用”。其任务职责除了派出军事力量，也包括积极斡旋，与埃及、土耳其乃至伊朗达成协议，至少使其对北约即将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默许，并积极与欧盟国家一起，在叙利亚寻找能够堪当大任、实现政治稳定与和平的领导型力量，然后把光环与欢呼让给法国。
主笔/朱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