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下，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标志着非西方世界青年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诉求方面的觉醒，“占领华尔街”则象征了后现代情境下的浪漫主义大众运动。《彭博商业周刊》试图为占领群体找到一个理念和精神上的旗手，他们最终发现了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一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兼反权威主义者。尽管始终有人质疑格雷伯究竟对街头运动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他的知识背景和精神归宿，显然契合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期待——科学精神至上、以社会否定国家、多元主义乃至最终的去政治化。发起占领运动的加拿大非营利杂志《广告破坏者》更是公开宣称：“主流媒体不断询问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初始目标就是占领本身，而占领将催生出直接民主，在那之后才谈得上后续目标。”
这种“行动第一”的主张，不免让人想起19世纪末兴起于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正是后者在1907年庄严宣判：“国家死了。”当然，鉴于刀斧手尚未就位，国家直到今天还苟延残喘地活着，但这并不妨碍新一代的工团主义者在伦理上对它进行消解。他们要么宣称，作为最高社会组合体以及最高伦理的承载和创制者的国家并不比其他社团或伦理更高明；要么干脆抛开国家，直接去和“大众”、“全人类”或者“历史潮流”对话。正是在否定国家之伦理地位而鼓吹“社会第一”的基础之上，诞生了作为20世纪末时代精神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拥趸们大多希望国家仅仅充当利益的平衡者，充当一个对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做出妥协、因之不具有独立内涵的中立角色，一个“调停但不决定”之人，一个仅在必要时才出场的隐形人。另一方面，国家中立化的鼓吹者往往也是高度的程序正义论者，在他们的概念里，理想的政治运作乃是一种法理化过程，是一种由法学概念和术语环环相扣而成的逻辑推理，不需要价值判断，也不需要倾向性——一言以蔽之，不需要决断（Decision）。而当这种中立化的观念侵入到国际事务领域之后，又会加速道德和法条对政治的消解过程。
这种消解过程，经由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了高潮。1918年之前，大多数欧洲人都集结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旗帜之下；他们相信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演化以实现其自身的过程，载体则是民族国家。个人的自由和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个人献身于国家、化身为“国家理性”的一部分时，人生才有价值。但这种观念随着德国的战败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鼓吹传教士般的普世主义、抽象的“人类共同利益”以及完全基于投票表决的政策流程。尽管德国人试图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总体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生存空间”与之相对抗，然而另一次大战之后，抵抗最终被瓦解，欧洲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终结。
尽管在“冷战”的40余年间，欧洲作为美苏对抗的最前沿，始终被两个超级大国所分割和控制，但西欧恰恰是最少受到那种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标准所影响的地区。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的特殊性尤其值得一提——“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的民族主义或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德国马克这种稳健货币作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扮演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的角色，以至于当2002年马克完全退出市场时，许多德国人都痛心不已。但德国政府很快借助其经济影响力，在欧盟内部秩序的塑造中掌握了主动权。这个“去民族化”的国家在政治理念方面的匮乏以及对政治决断性的噤若寒蝉（担心被指控为法西斯复辟），深刻影响到了欧盟的精神面貌。
构成欧盟另一精神资源的则是俄裔法籍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遗教。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为20世纪贡献了两项教诲：一是在1945年的《法国国是纲要》中系统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的设想，建议法国以环地中海经济圈、天主教和法非特殊关系为基础，建立独立于美苏两极的“拉丁帝国”；二是根据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再发展，创造出了“历史终结”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国家”状态。今天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闻名于世的弗朗西斯·福山，正是科耶夫的再传弟子和忠实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