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曾经盛赞过19世纪以来存在于美国和英国的那种民主，但不是因为它们的中立，而是因为它们“通过真正权力的交接和转换，迫使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或社会力量亮相；而作为这种亮相的结果，政府就总能够在表象和现实的‘美妙的’协调之中代表最强大的力量”。换言之，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无法基于其自身而存在；只有当某一个同质的市民阶层共同体已然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自由原则的公开辩论和对峙，才能促成真正掌权群体的“亮相”。而今日欧洲政治家的困境，恰恰在于他们未能实现对伊斯兰移民群体的同质化，但又对程序正义和中立化过分偏执，试图以虚妄的绝对平等替代政治决断。而他们的对手完全不会为程序正义所限制，更不惮于通过赤裸裸的暴力“亮相”，这反过来又会摧毁民主的基石。
至于施特劳斯，尽管他对现实政治甚少置喙，而将毕生精力投入古典学研究，但借由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溯，他同样意识到了绝对中立和非政治化的最终前景——各种终极价值（包括宗教）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可能被消解，而是以一种更隐秘、更顽固的方式维持了下来，并将在适当的时候重新爆发。自由主义者认为，形式上的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传统的平等足以消解不同价值的内在差异性；但在承认“一切价值绝对平等”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一贯依存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驱逐到了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沦为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者。由于认定绝对中立足以规避所有矛盾，自由主义者拒绝正视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内在歧异，宁可以一种和稀泥的方式进行法律和行政调节，这正是今日欧盟国家的现实政策——在缺乏同质性的基础上搞调和。
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发表于1993年的雄文《文明的冲突》，则将施特劳斯揭示的问题以一种直白和简洁的方式进行了呈现：由于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无法在一种非政治环境下获得消解，它们最终将被付诸决断，并以战争这种最激烈的政治决断方式进行裁决。在该文发表后的前8年，“文明冲突论”蒙受了广泛的质疑和攻讦。但就像亨廷顿的主要批评者福阿德·阿贾米指出的那样，“‘9·11’中袭击美国的那19个年轻阿拉伯人给了亨廷顿他永远想象不到的历史证据”。保守派的焦虑，最终被一种实际的战争行为所证实。
库特布主义的兴起
在2007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中，《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将当代伊斯兰主义的精神源流追溯至20世纪中叶的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这位博学的才子曾经流亡美国多年，带着同时代殖民地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对于“我是谁”的困惑，他对美国这一现代文明的样本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1952年“七月革命”后，库特布返回了祖国，纳赛尔总统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长。但库特布从根本上反对埃及政府的世俗化改革目标，他加入了著名的逊尼派泛伊斯兰主义社团“穆斯林兄弟会”，为其编写宣传品，并参与策划了颠覆纳赛尔政权、暗杀政府首脑的激进政治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得到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极端恐惧的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资助。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20世纪之初的俄国革命提供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1964年在纳赛尔政权的监狱中写成的《里程碑》（Milestones）一书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怎么办？》。在该书中，库特布指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制所依据的经济决定论在基础上的狭隘性，并断言这一缺陷注定了西方现代性必将走向失败的宿命。穆斯林为了自救和拯救全人类，必须恢复古老的伊斯兰律法（Sharia），建立统一的“真伊斯兰国”。但这个国家不可能在现有的、基于民族认同而建立的国家架构中获得实现；后者是西方现代性的遗产，已经沾染了Jahiliyyah（蒙昧时代）的毒素，而“真伊斯兰国”必须是政教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