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就是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的。自东汉汉民族进入气候温暖地区，打通滇缅通道后，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就保持着断续接触。在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考证中：“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在该古城的遗址上，发现了一枚公元152年轧制的罗马钱币，带有孝子安东尼人头像，另外一枚上带有马可·奥勃留的肖像。大秦国的商人在汉代就经常访问扶南国（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直到公元120年，大秦幻人作为礼物被缅甸的一个王国送到了洛阳宫廷。”
自此至东汉后期，西方与南亚与汉朝的交通主要以南方海路为主。《魏略·西戎传》中也曾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这段史料表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东南亚这片海域，已成为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互通有无的跳板。在当时，大秦通往中国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中南半岛西海岸登陆，穿过半岛上的“外夷”地区，到达交州刺史部所辖地区;一条是沿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内。
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的官方使臣循着东南亚海域的航线，第一次来到中国。使臣们围坐在低矮的小桌四周，享用了汉朝的宫廷盛宴——面前的食物被预先切成小块，盛放在一长溜漆盘内，身边环伺的仆人不停地给他们填满用小米酿制的饮料。当他们离开宫廷时，得到了珍贵的中国礼品，其中首推丝绸。据考证，这首次的官方接触，路径便是经埃及穿越红海，然后绕过印度，折向马来半岛，再沿着印度支那海岸上行到越南北部，最后在一个名为交州的地方登陆，到达中国。
商人与海路
在罗马帝国的商人找寻通向中国的漫长航线过程中，有一位希腊航海家留下了一本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书，记载着当年的西方航海家们如何频繁出海，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的史实。这本书描述了四条航线：第一条是途经红海的非洲海岸，第二条路线是从红海的阿拉伯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第三条沿印度海岸航行。这三条路线都包括很实用的信息，对建立航线，应对危险，熟悉各个海岸不同港口的特点，了解不同地区居民的特征，以及掌握航海、风向、水流和航海资源动态非常有用。唯有最后一条穿越东南亚海域通往中国的路线，却写得语焉不详。这说明，在公元1世纪中叶，能亲身探察东南亚海域，并成功到达丝绸之国的西方航海家还是非常少。书中提到了金州岛（今天的马来半岛），把它介绍成满地黄金，是“最东方化的土地”。这条线路的最北部，“一个非常巨大的内城，名叫支那。天然丝绸、丝线和绸缎都是由这里通过巴克特里亚，步行运输到巴里伽扎”。《航海记》在结尾中将东南亚海域的国度总结为：“那儿至今还未经开发，或许是因为恶劣天气造成的交通不便所导致，也许是因为神的旨意。”
但这片神秘海域的物产却极为新奇丰富。在被称为“狮子国”或“红宝石岛”的锡兰，商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宝石。在尼科巴群岛，可以与划着独木舟、几乎衣不蔽体的土著居民交换椰子和龙涎香。而马来半岛，在《航海记》的模糊记述里，这里“有最好的金片”。在这些新奇物产和利润的驱动下，几个世纪的商人们在这片海域持续探索，发现了海洋季风周期性转移的规律。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起航离开广州。东北季风也是使波斯湾大港的商船起航的季风，甚至在从唐朝起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9月或者10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6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风暴虽然危险，但也可以加快商船到达丝绸之国的速度。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下，商船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中国的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