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向南，夏季朝北”的季风规律，把西方商船在亚洲海域的长途航行变成了一种定期的活动。从7世纪到9世纪，东西方交流最后的这片海域被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贸易热情彻底打通，成为一条颇为热闹的航线。穿过印度洋的商船先到达锡兰，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向尼科巴群岛。商船会在马来半岛——更确切的地点是马来西亚西部和泰国交界的吉打州登陆，做短暂停留。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传说中的黄金大陆——东印度群岛。最后，再调转船头向北进发，在湿润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进行丝绸贸易。
频繁的商船贸易，导致在印度、东南亚海岸和从长江口到广东地区的中国港口中形成了大型外国人移民聚落，作为那些来自不同地方船队的集散地。这些集散地可以说是人员最复杂的区域，广东和附近的中国航海家，马来人、苏门答腊人和爪哇人，还有来自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的船员，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在这里生活交往。为了贸易顺利，在一些航海居民的散住区里，还产生了一种区域性的语言“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就像在陆地的“丝绸之路”上，粟特语是中亚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
东南亚海域的发现和突破，使以丝绸交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层层向中国国门推进。在唐朝以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也就是现在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唐朝建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大最繁荣的海港。许许多多的外国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其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狮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200英尺，可以装载600人或者700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配置了信鸽。船上还载有香料、珍宝，堆积如山。西方和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繁荣的贸易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当时广州都督的威严“不异于天子”。这个原本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边疆城镇，世居着凶猛残暴的野兽，随时还会受到热带瘴气的折磨，但到唐朝时，穿越东南亚海域纷至沓来的贸易活动，已经将广州变成一座富庶且地道的汉族城市。
海盗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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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8年，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抢劫店铺，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撤离。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最繁华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长一段时间变得微不足道，外国商船再度退回到河内区域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