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限，一个让人沮丧、让人羞耻的局限：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所有那些我们假设没有限制，也因此而没有终结的事物。这是一种逃避关于死亡的想法的方法。我们喜欢清单，因为我们不想死。”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曾对德国《明镜》周刊如是说过。不幸的是，2月19日晚艾柯的家人向意大利《共和报》证实，84岁的艾柯在米兰的家中因癌症去世。符号学家、哲学家、小说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时事评论家，所有的头衔对他来说都是实至名归，艾柯也许是当今世界最能够称为博学家的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失去了一位与我们共同经历共同感受的智者。
积极介入社会的“中世纪学者”
艾柯1932年1月5日生于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这座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城有别于意大利南部的热情，充满了冷静和沉着。艾柯曾经说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亚历山德里亚不光给艾柯带来了冷静的性格，还有战争的经历。父亲是全家13个孩子中的长子，是一名会计师，一生中曾经被意大利政府征召参加了三次战争。在“二战”期间，艾柯与母亲乔瓦娜搬到皮埃蒙蒂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居住。“在11岁到13岁之间，我学会了躲子弹。”艾柯曾回忆道，皮埃蒙蒂山区曾是意大利山林游击队出没的地方。
艾柯的家族姓氏“Eco”取自拉丁语“ex coelis oblatus”三个词的首字母，意思是“一个来自天堂的礼物”，而艾柯的祖父是一个孤儿。艾柯在访谈中谈到，尽管祖父过世很早，但自己受祖父的影响却很深。祖父在退休后，曾经帮人装订图书，离世后，许多书主并未索回那些未装订完的书，这些精美的书籍促使年少的艾柯从小就创作小说和漫画，并且希望这些自己创作的“书”看上去像已经印出来了一样，不仅有扉页、摘要，还必须配上插图。
艾柯从小生活在一个标准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母达观幽默，艾柯从她那里获益良多。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氛围浓郁，自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托马斯运动方兴未艾，艾柯13岁就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还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艾柯的父亲曾经鼓励他成为一位律师，但艾柯后来进入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Luigi Pareyson）指导下，于195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经过修改的论文于1956年出版，更名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Il Problema estetico in Tommaso d’Aquino），被视为艾柯的第一部专著。这本著作加上数年后出版的另一部专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学》，初步奠定了他作为“中世纪学者”的地位。
就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由于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研究的重点也从托马斯·阿奎那转向詹姆斯·乔伊斯。艾柯后来在一次新书发布后的采访中表示：“虽然我仍然热爱着这个世界，但在我20岁的时候，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对圣托马斯·阿奎那博士进行研究，你可以说他奇迹般地治好了我的信念。”
艾柯没有停留在象牙塔内。1955年他就开始在电视台做助理，在博士毕业后不久去了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公共广播电视机构RAI工作，负责编辑电视文化节目。这份工作为他从传媒角度观察现代文化提供了平台。
当时的作曲家好友卢西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引他认识了一众前卫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正式带他进入意大利左派发起的新先锋运动，想通过摒弃当时流行的传统文学写作，以反对资本主义。从1956年开始，艾柯为期刊《Il Verri》和《Rivista di estetica》供稿，撰写文章。
1960年艾柯开始为意大利出版社Bompiani主编一套哲学论文集。紧接着在1963年，他联合了一众和他一样的意大利年轻学者、艺术家，如南尼·巴莱斯特里尼（Nanni Balestrini）和阿尔伯特·阿尔巴西诺（Alberto Arbasino），一起建立了当年名噪一时的先锋诗歌团体六三学社（Gruppo 63）。艾柯希望追随乔伊斯、庞德、博尔赫斯和加达开创的新文学品味，探求新的写作方向。
在1967年6月著名月刊《Quindici》面世之前，艾柯带着同一伙儿人在1963年办了一个当代文化期刊《Marcatré》，而后来的《Quindici》月刊则更是直接成为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精神指导。就在同一时期，艾柯开始为《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L’Espresso》几份报纸撰稿、开设专栏，成为意大利新先锋运动的中流砥柱。
艾柯为期刊撰写的这些杂文作品起初与罗兰·巴特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在研读了巴特的著作之后，他深感“无地自容”，于是转向更为综合的风格，将前卫文化、大众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融为一体。在1962年，他发表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凭借此书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也是在1962年的9月，30岁的艾柯与蕾娜特·雷姆结婚。雷姆是一位德国美术老师，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意大利公共电视台的工作让艾柯很早就了解了大众传媒和新兴表达方式，他发觉电视传播有明星化也有庸俗化。在1964年出版的文集《世界末日的推迟》（Apocalitti·ci e integrati）中，他对流行文化和传播学中的受众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在媒体的传播和受众关系中，一侧是精英化的传统文化视野，另一侧则强调文化产品的无障碍传播，但没人关心这些文化产品是如何产生的。艾柯严厉地抨击了这种媒体传播中的断离。艾柯还将研究方向转到未成年受众上，通过分析受他们欢迎的侦探小说和连载小说中的形式结构，研究不同种类的受众人群的区别。同时，艾柯还涉及当代社会文明，聊足球、明星、广告、时尚和恐怖主义。此时的艾柯成了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去参加各类电视或者电台组织的辩论，从地方小事谈到全球大事。
符号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
艾柯并没有放弃教课。1966至1970年，他陆续在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和米兰大学建筑学院授课。在米兰大学建筑系教授期间，他讲授“可视交往”（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关注建筑中的“符号”问题，也就是建筑传达特定社会与政治含义的方式。同时他还分别去过圣保罗大学、纽约大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64年，罗兰·巴特发表《符号学原理》，标志着符号学进入新阶段。同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麦克卢汉发表《媒体论》，为学术界开辟了媒体符号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艾柯来说，符号学这种由罗兰·巴特发展而成的体验式学科，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将思考与文学写作、精英文化实践以及大众文化的共同构建。
1971年，艾柯创办了符号学国际研究期刊《Versus》，也是在同一年，他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文学哲学学院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并于1975年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原理》（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终身教授。
艾柯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研究的领域没有边界，他似乎最喜欢“在一般只能看到现象的地方挖掘出意义”。早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就曾去定义艺术。通过分析文学和音乐的文章，他认为艺术作品传递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信息，对各类阐释和解读开放，一个意象通常可以有几个意义。文章不再是一个终结的内容，而是一个开放的内容，读者可以不断地加以阐释并创造意义。这一核心思想在他之后的文集《故事里的读者》（Lector in fabula）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本书的英文版更名为《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艾柯提出作为作者他没有把所想的全都写下来，而是要求读者与他配合思考。他创造的这种阅读模式让读者去领会作者的写作预期，读者不仅收集到作者的所有关键意图，还可以“解读出文章中没有直接写上去的意义”。文章成了互动的场地，带有符号学的写作激发着读者，两者的合作成了文章必不可分的一部分。
1992年是艾柯正式进入法国学术界的一年，这一年他来到象征法国学术最高殿堂的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教授符号学和语言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艾柯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更进一步，并从翻译、文化全球化等多种角度入手，写成论文《寻找完美的语言》（La ricerca della lingua perfetta nella cultura europea）。在这本书中，艾柯寻找那些曾经想去创造完美语言的前人，探讨是否存在全球通用的完美语言的可能性，艾柯也借此于1992年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头衔。此时的艾柯在学术领域风头极盛，他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论坛，巴黎国际文化学院，充满能量的他还同时兼任传播学研究院院长和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主席。
小说写作的尝试和收获
教授、学者、专栏作家，艾柯以他的多重身份在世界各地做演讲、参加辩论或者撰写专栏，并将它们集合成册，有《误读》（Diario minimo）、《带着鲑鱼去旅行》（Partial translation of Il secondo diario minimo）、《信或不信？》（In cosa crede chi non crede？）、《论道德》（Cinque scritti morali）。他从2004年才开始编辑《美的历史》（Storia della bellezza）、《丑的历史》（Storia della bruttezza）、《无限的清单》（Vertigine della lista）等一系列画册。
除此之外，艾柯还是一名小说家。“我的经验告诉我，学者的作品要想流传后世是很困难的，因为理论是会变化的……许多的小说会不断被再版。所以从技术上讲，作家留名后世的概率比学者大很多。”在一次《巴黎评论》的采访中，艾柯曾这样说道。正是因为他1980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让艾柯成为全球大众闻名的作家。
对于小说创作，艾柯坚信：“作为叙述文字的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个造物主：你创造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定要尽可能的精细、周密，这样你才能在其中天马行空，游刃有余。”
艾柯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一文中说道：“我在‘文学孕育期’那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收集资料，去各地参观，画当地的地图。在参观不同房屋建筑时，我会记下建筑的布局。也许我会留意一艘船的构造，结果后来在《昨日之岛》中派上了用场……在为一部作品做准备的那几年里，我就像是生活在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里——你也可以说，我生活在自闭性的与世隔绝中。没人知道我在干些什么，即便是家里人也不明白。我看上去像是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专注的总是为我的故事捕捉思想、意象、词汇……我也花了两三天时间研究当年船只的图样和模型，好弄清楚一间舱房有多大，人们如何从其中一间走到另一间。”最后这一点，艾柯用在了《玫瑰的名字》中。
一切全都源自一次约稿。70年代末一位女编辑曾策划出版一套文集，邀请“非小说家”们来写短篇侦探小说。当时的艾柯拒绝了这位女编辑，并称他想写的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个至少500页有关中世纪的小说。他并没有说大话，1978年3月他正式动笔，1980年出版。《玫瑰的名字》是艾柯中世纪研究、符号学以及语言学理论的文学实践。中世纪修道院中发生的凶杀案和侦探推理，以及如迷宫般的修道院图书馆，尽管剧情晦涩难懂，依然获得了全世界范围的成功，出版商原计划印刷3万册，没想到销量很快达到200万册，至今已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销售了2000万册。此书1986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拍摄过《情人》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指导，英国演员肖恩·康纳利主演，收获超高票房。
《玫瑰的名字》面世后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大家各执一词，去尝试阐释这部作品。艾柯因此出面撰写了《〈玫瑰的名字〉备忘录》（Postille al nome della rosa）。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就阐释学问题邀请艾柯和著名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以及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展开辩论，最后结集为《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1992年出版。
“我在50岁时，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则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当一个作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玫瑰的名字》之后，艾柯依然将主要精力忙于在大学辅导论文，参加学术讨论会，只是在“闲暇时间”写小说，先后又发表了5部长篇小说：《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昨日之岛》（L’isola del giorno prima）、《波多里诺》（Baudolino）、《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iamma della regina Loana）、《布拉格公墓》（Il cimitero di Praga），部部畅销，好评如潮。人们将艾柯视为20世纪最优秀的意大利作家，与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齐名。
但艾柯对进入2000年之后的世界很失望，人们的信仰在被腐蚀。艾柯给出了解决办法：一遍遍地读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的小说《西尔薇娅》，那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2015年，他发表了小说《创世纪》（Numero zero），表达出他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充斥着过多的信息而感到遗憾。
名誉满身的艾柯生前获得了全世界20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也担任米兰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院校的荣誉教授。在2013年世界哲学大会上，他是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哲学家。他最后一场著名的战斗是为了保护意大利出版行业的多样性。贝卢斯科尼家族拥有的Mondadori出版传媒集团收购了艾柯自始至终长期合作的Bompiani出版社，艾柯与一众作家最终转投了由Bompiani前总编主持的La nave di Teseo出版社，以抗议贝卢斯科尼的收购行为。
如今艾柯离我们而去，也许也不会离开太远。就在艾柯去世的消息几个小时后，他身前的编辑马里奥·安德烈奥塞（Mario Andreose）就表示艾柯的新书将会面世，书名叫《撒旦教皇至高无上》（Pape Satàn Aleppe），引用自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句诗词，新书的副标题则为《一个流动社会的编年史》。新书将是他曾经为《L’Espresso》撰写文章的结集。
文 张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