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唐宋文学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1月23日逝世，享年83岁。傅先生去世后几天内，中华书局接到了雪片般的唁电，唁电每篇一两百字，仅仅一天之内，书局收到的吊唁函就过万字。
精思劬学
1980年之前，大家眼里的傅璇琮，是一名标准的古籍出版编辑。
此时他已经出版过两本书，都属于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编辑这套书的目的是：确立一些重要的古代作家和文学流派，再从历代古籍中检索资料，把作家生平、对作品的评论，流传的版本、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有争议的意见辑集起来。陶渊明、白居易、陆游、《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是这套汇编的主题。
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信息搜集全靠人工，作者要把资料一个一个地从线装书里抄出来。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劳动：付出时间久，汇集海量资料，才能编出来一本书。更何况，新中国成立之后考据渐渐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傅璇琮还是独立做出了《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一个最直接的评价是，钱锺书赏析中国古典诗歌的著作《谈艺录》中，引用了上千种中外文献，但当代资料只有两种：一是前辈吕思勉的《读史札记》，另一本就是傅璇琮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
人人都知道钱锺书对文化界的评判异常苛刻严酷，傅璇琮比他小23岁，是真正的文坛晚辈，钱锺书一直把“江西诗派”那本书放在身边书架上，通信中，他着重告诉傅璇琮：“（拙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
傅璇琮的学术积淀担得起这样的夸奖。他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因院系调整，又转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一届学生经历的师资，是让之后历代中文系学生羡艳仰望的：诗人陈梦家讲授语言文字概论，游国恩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还有吴组缃、周祖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等国内顶尖学者。
“人们常说天才都是成群出现的，在中国学术界，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届。”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总结，傅先生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很多如今都是鼎鼎有名的学术大家。“比如已故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金开诚、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李思敬、古典文学研究家沈玉成，还健在的如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刘世德、敦煌学家白化文等等。”
但是在80年代之前，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和动荡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一批人的学术生活一直被各种遭际所拖沓。
大学毕业后，傅璇琮原本留在北大做助教，却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先调到商务印书馆，又转至中华书局工作，沉重的“右派”帽子一直如影随形。傅璇琮的太太徐敏霞是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的同班同学，也在中华书局工作。“文革”期间，夫妇两人“连锅端”，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四年。傅璇琮是市民阶层出身，从来没干过农活，一次在水田里一脚踩到了什么，没法请假，只能一声不吭忍痛干到了晚上。下工后，徐敏霞发现丈夫走路一翘一翘的，鞋上全是血，再一看，一根钉子正牢牢地钉在脚板上。“那次留下了后遗症，他后来走路都一直摇来晃去的。”
难得的是随着下放，单位还带去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如果有同事回去探亲，夫妇俩就托对方带手电电池、卡片回来。“白天劳动完了，头脑晚上还是可以用的嘛。”年过八旬的徐敏霞已经想不起来当年到底做了多少张读书卡片，她只强调，“你必须温故而知新，不做卡片的话知识就都忘了。”
1971年，毛泽东指示的“二十四史”点校项目重新启动，下放干校的学者们被陆续召回北京，1973年，夫妇俩终于又回到了中华书局。
因为政治原因，傅璇琮很长时间内不能写文章，只得编资料，到了47岁，他已经辗转过多个编辑室，经手编辑过文学、史学类多种著作。即便回京后，也难觅一张安静的书桌，傅璇琮曾撰文回忆过：“出版社工作的繁杂是学校和研究机构无法想象的，在上班时几乎恨不得一人生就三头六臂，以应付各方面纷至沓来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事情，有时真像杜甫所写的那样，‘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徐俊刚到中华书局工作时，看见傅先生在办公室里摆一张小床，夫妻俩晚上不回家，都住在单位里看书写作。“那时候很多人住办公室，就是想多花时间读书写作。我们地下室有个蒸饭的锅炉，平时拎暖水瓶去打热水，早上总能看见徐老师拿两个饭盒，用布带子一捆，蒸热了当午饭，晚上他们再凑凑合合地吃一点。”
傅璇琮唯一能做的，是在下班后，为自己营造一方读书的天地，“以求得一点‘时还读我书’的余兴”。高质量的汇编工作，给他赢来了学界的尊重，但傅璇琮自己的学术规划，实际上要比这广阔、完整得多。
1979年，钱锺书赠了一本《管锥编》给傅璇琮，扉页上题字：“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钱锺书没有看错，此时傅璇琮自己的学术井喷期已经在蓄势待发了。
1980年，傅璇琮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唐代诗人丛考》，这本书一经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徐俊用“震惊”来形容学界的反应：“只要是研究唐宋文学的，无人不晓。”
用做史的方法做文学
《唐代诗人丛考》介绍了初唐、盛唐、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不光有世人熟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流大家，还活跃着很多像王昌龄、韦应物、崔颢这样次一流的诗人群体。傅璇琮为这些诗人的生平做了细密的考订，还详细论述了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的著作，如今看来并无特殊，但放在80年代初，这却是打破了重重套路，真正从学术出发的新颖作品——做文献考据，影响最大的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朝章制度，中心是训诂考据，但往往容易陷入细枝末节，为考据而考据，与现实脱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史研究又走上了“以论带史”的弯路，学术服务于政治，强调观念、立场、路线的重要性。分析一位诗人的作品，最要紧的是先判断诗歌是不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情感，文学的“人民性”一度成为研究的主流要求。
傅璇琮的这本《唐代诗人丛考》，延续了讲究文献考据的实学路数，但没有陷入简单的文献排比和生平考证，而是以文献梳理为基础，又有诗歌和诗人群体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关照。脱离了过去之研究大人物，看不到大时代的缺陷，加入了对大批中小作家的研究，不仅有严密的考证，还有对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的研究，从地域、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的基本脉络。
令人惊讶的是，傅璇琮的这种思路，不仅受闻一多、陈寅恪通识研究的影响，他反复提到，自己受到了巴尔扎克、丹纳、朗松等人的西方文艺理论启发，将文学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与生活空间中：“‘环境’就是勾勒社会的文化风貌，通过‘环境’之描述来呈现文人的心态，通过文人之普遍心态来理解文学。”
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整个国内学界伤痕累累，傅璇琮的师长们凋零大半，尚未恢复学术元气。与他同龄的第二代学者早已变成中年人，抓住人生黄金时期刚刚起步。傅璇琮的这本作品一出版，实际上是树立了一种研究方法，为后来者开启了一股浪潮。
《唐代诗人丛考》是一根牵出的线头，1986年，傅璇琮又出版了一本《唐代科举与文学》，这本书专门考据唐代科举史，看这一制度怎样影响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受到傅璇琮的启发和推动，以唐代为中心，各项延展研究纷纷涌现，涉及唐代科举、唐代幕府、典章制度、职官等方面，各种不同角度的文学考察也被发掘出来。
此后的30年里，傅璇琮的几本著作基本奠定了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那些立足文学的文献研究作品，也给其他学科带来巨大帮助。比如傅璇琮主持编写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与两位编辑室同事合作，为85种唐代基本文献编制了传记索引，包括正史纪传、全唐诗文、书志目录、笔记、书画、姓氏书、登科记等等，将唐五代不同类型的文献，根据各书重点和价值所在，钩沉索隐，一一考证出来，汇总在一本书里，让人物的不同历史记载集中呈现，为一代学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许多唐代基本资料的编纂整理，不是出自历史学者，反而更多地出自唐代文学研究者之手，与傅璇琮等先生的带动有关。
公交车站的会面
宁波大学讲师张骁飞读古典文献学硕士时，无论是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或者唐宋史料学，几乎每上一门课，每个老师举例子，都常提到“傅璇琮”这个名字。“因为老师同时还会提到很多清代学者的名字，当时给我一个误会——我猜傅先生最晚，也应该是个民国时期的大学者。”
坐在师兄弟中间，张骁飞讲起这个有点不好意思。10多年后的现在，他已经是傅璇琮的博士毕业生了。2003年，傅璇琮正式从中华书局退休，2006年，他又回到了学校，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清华大学中文系一共带了六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
张骁飞在人大读博士时，每到过节，都会先接到导师的电话。“你好，是张骁飞同志吗？我是傅璇琮啊。”傅先生无论跟谁打电话，永远都要这样自报一次家门，再用商量的语气问学生假期有没有安排。没有的话，他再问“我能否来看看你？”约好时间，已经70多岁的傅璇琮，一定要带着水果、月饼，到宿舍去看看自己的学生们。
傅璇琮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中华书局宿舍楼，与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相距11公里。夏天时，每隔一天，傅璇琮清晨就从家出发，花一小时坐公交车到人大西门，跟学生约在7点钟见面。
“其实按傅先生的级别，中华书局和清华都是可以出车的，但是他都是自己刷公交卡坐车，连免票的老年证也不用。”北京早高峰交通拥堵，傅璇琮每次出门都特别早，张骁飞估计，傅先生腿脚不好走路慢，也许每天5点半，老先生就已经出门了。“他跟我们约7点10分，我提前5分钟去，他已经在那儿等了。如果我去得比他早，那更糟，下一次他会来得比我们更早。”
傅璇琮不会用电脑，学生们把自己的论文打印出来，下一次拿到的总是密密麻麻全是红字的批注版。学生们陪傅先生边走边聊，讲论文的进展和学习情况，从公交车站送到人大西门南侧，再招一辆出租车，让老师去清华的办公室。如果遇上出去开会，傅璇琮必定会在前一天给几名学生打电话，告诉大家自己的出行时间。“是给我们一个行程，意思是这几天他不会来看我们了。回来的第二天他往往也会来看我们。”学生去接他，一见面，首先还是要被问功课的。
室友们偶尔早起，看见张骁飞急匆匆出门，并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同学们有时候讲起自己很难约到导师，还问张骁飞，怎么从来没见你跟导师开会？张骁飞乐了：就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每周都跟导师见好几次面了。
傅璇琮是宁波人，张骁飞清华博士后出站后去宁波大学任教，也是受到傅先生推荐的帮助。在宁波工作的4年里，张骁飞见过傅先生5次回乡，老先生对家乡一直有深厚的情结，晚年主编《宁波通史》，连编委会开会意见的简报，都要逐字逐句地修改。傅璇琮向家乡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捐赠了几百本藏书和自己的手稿，其中最珍贵的，是钱锺书赠他的《管锥编》、《旧文四篇》、《围城》三本书，上面有钱锺书亲笔题赠的墨宝。
天一阁专门为傅先生的多次捐赠设了个专柜，张骁飞每次跟傅先生去天一阁，都受到超高规格的接待。听说那三本钱锺书题赠，如今单本就能拍卖到几万元高价。一次傅璇琮到宁波开会，告诉张骁飞“今天晚上天一阁请大家吃饭”，老人得意地说：“因为我又给他们捐了一本古书。”
“一心为学，静观自得”
2015年，傅璇琮因病住院。老伴徐敏霞每天固定给他送两份报纸，还有来自全国的各种信件。那些信都是找傅璇琮给新书写序，或者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的。傅璇琮不能自如行走，但头脑清醒，却无法工作，这是傅璇琮第一次休息这么长时间，他告诉老伴，这辈子有37个出版社出过自己的书，经手写过的序有100多种。“你要不相信，我可以一个一个列出来。”
学界内都知道傅璇琮的序言写得好，他不需要作者提供任何草稿，是自己通读了全书，再迅速亲笔撰写。也有很多人去求傅璇琮，邀请开会、写信求教，傅璇琮都会热情回应。采访时在傅家，学生们从书架上找出来一本《唐代诗人丛考》，翻开发现里面夹了很多纸页，都是其他学者关于此书的商榷、勘误文章，傅璇琮都复印下来保存，他自己还把指正的来信梳理后，到刊物上发表过。
傅璇琮没有门户之见。作为一名古籍编辑，他要经手全国各地大量学者的作品。徐俊告诉我们，傅璇琮看文章，如果发现某个学者的研究做得好，就会鼓励他，把自己有设想但做不了的题目，拿给年轻人做，很多人都在他的帮助下做出了自己的成果。“其他同样资历的学者，都是在各个学校，有师承的传统，门户不太容易打破。但是傅先生没有，他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很受大家拥戴。傅先生做了两届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这也让学会成为国内学术群体里学术传统最好的一家。”徐俊说。
唐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发展、做什么选题，傅璇琮有自己全局的观念。他了解各地的青年学者，作为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又掌握了宝贵的出版资源，兼有无私的胸怀，实际上，他在为全国的学术研究做组织者，有学者评价，傅璇琮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学术设计师”。
从1982年起，傅璇琮参与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1992年担任了领导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参与制定了多个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那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时期，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组织出版了许多大型的成书套书，也出版了许多系列的基础图书，直接为全国古籍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傅璇琮还担任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与任继愈一起担任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委员会主任、与顾廷龙一起主编了1800多册的《续修四库全书》，他策划并组织撰写《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这一收入2000种典籍的大型图书，他参与主编了72巨册4000多万字的《全宋诗》，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还有一本书，与普通读者距离最近，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中华书局1979年接稿，傅璇琮反复联系、沈玉成润色，三年后才付梓出版的。一经推出，2.75万本首印就一销而空，至今仍然以每年几万册的销量在销售。而在1979年，出版一本美籍华人的政治研究专著，并且对略显生涩的文字做编辑加工，不仅需要学术的眼光，更需要敢于冒险的胆识。徐俊说：“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傅先生一手操办的，在回忆文章里他没有把自己写得很重要，傅先生一向都是这样。”
在80年代，发一篇文章都是件大事，傅璇琮的高水平著作一本接一本，造就了极大影响力。中华书局老同事间至今流传一个笑谈，说有人问，傅先生，您那些文章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傅璇琮听岔了，以为在问平常研究怎么做，就说：“我就是拿中华书局的大稿纸，一裁对开，天天抄，抄卡片。”
几年前，有国家领导人春节要到家里探望傅璇琮，傅先生和老伴坚决拒绝到自己家里来，最后是在中华书局的会议室里会见的。到了傅先生家里，就明白老两口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决拒绝了：房子四白落地，水泥地面，到处塞满了书柜和旧家具，屋里人想全坐下，有学生得拽箱矿泉水当凳子。
徐敏霞偎在椅子中，聊天时提到跟傅璇琮的生活，老太太总是微笑：“我们生活比较简单，邻居家都铺了地板，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把精力分配在这个地方。”傅璇琮家里还在用单位80年代发的两头沉的书桌，满满当当堆得到处都是书，过去傅先生就在中间留出的一小块地方，闷头做学问。
如今，这个同事口中“特别平易近人，走起路来蹑手蹑脚的，完全是旧文人那个劲儿，对谁都特谦恭”的老编辑已经告别了我们，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刚刚口述了一篇序言，因无法执笔让女儿代为记录。从1958年调到中华书局后，傅璇琮的一生就像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老友袁行霈在悼文中总结的那样：“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
而这大半生的编辑工作，带给傅先生的是无比富足的精神生活。无论飘零如萍，还是功成名就，也许傅璇琮的一生都在享受着读书最本初的快乐，如同近60年前他自己所体会的一样：
“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记者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