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莎士比亚是以剧作享誉世界，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那154首贯穿着激情与野性的十四行诗，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一些论者那里，这些诗歌甚至达到可与其剧作等量齐观的高度。1904年，莎学家斯托普斯（Charlotte Stopes）女士在一篇文章中便写道：“到了19世纪，读者开始发现这些十四行诗的超绝的美，承认莎士比亚在发展抒情诗方面同他在发展戏剧方面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的艺术的完美，哲理的深邃，感情的强烈，意象的丰富多样，诉诸听觉的音乐的美妙，只有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才表现得最为充分。”
十四行诗是一种用于歌唱的、格律严谨的抒情小诗，最初流行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民间，并逐渐由意大利扩散到法国与英国。在莎士比亚开始创作的16世纪末期，十四行诗已成为流行于绅士朋友圈中一种消遣与求爱的高雅行为。1609年，莎士比亚的这些诗稿被伦敦一位叫托马斯·索普的出版商拿去出版。自此，这本莎翁诗集最早也是最完全的“第一四开本”，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从朋友圈走向大众。迄今为止，围绕着这本诗集的种种讨论与争议，使它几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莎士比亚大大拓展了十四行诗歌的首位大师彼特拉克所开创的道路，在彼特拉克奠定“意式十四行体”之后，他创立了所谓的“英式十四行体”。
有趣的是，几百年后，这些十四行诗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参考。某种程度上，新诗成立于对文言束缚的摆脱与西方诗歌的译介过程之中，随着写作的成熟，为了摆脱早期诗歌的泛滥无形，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开始考虑典型诗行与音尺（诗行基本节奏单位）等格律问题，格律谨严，已然产生如莎士比亚这样不少大家的十四行诗，就这样很自然地进入了新诗人们的视野。
英式十四行体的创立
1587年，23岁的莎士比亚离开斯特拉福小镇，开始在伦敦的闯荡生涯。一开始他可能在一家印刷厂当过学徒，后来又从剧院的马夫、杂役一路干到演员、导演、编剧乃至剧院股东。据安妮特·鲁宾斯坦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的描述，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黄金时代，剧场对全民开放，已成为多数人唯一的文化娱乐来源，然而当时，“法律上每个剧团都属于某一个贵族家庭，得到贵族的保护和帮助，只是在经济上，和现在一样，实际上是依靠票房”。
此外，当时英国社会的宗教摩擦也很剧烈。尽管伊丽莎白本人对宗教问题并不感兴趣，但从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决裂起，英国国民就被要求信奉英国国教，天主教徒遭到野蛮的镇压。据说，有次莎士比亚的父亲因为捡了一张罗马天主教徒的传单被查，吓得躲在家中整整半年不敢出门。由于这些原因，想在伦敦开创自己戏剧事业的莎士比亚，便不得不考虑寻找庇护人的问题。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南安普顿（Earl of Southampton）伯爵，这位出身高贵的贵族，还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兼情人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的死党。在那个流行献诗的时代，莎士比亚的诗歌写作，基本都与他的庇护人有关。
在大量创作十四行诗之前，莎士比亚在1593和1594年曾经创作过两首长篇叙事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献给他的恩主南安普顿伯爵。这两首分别取材自希腊神话和罗马历史故事的叙事诗，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维纳斯与阿都尼》甚至在几年内重印了11次。
在诸多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争论中，创作年代是相对重要的问题。根据许多学者的考据，这些诗歌大约创作于1590至1603年间的十几年中。没有争议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写于1598年之前，因为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es Meres）的年轻学者，便在文章提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稿流行的情况：“奥维德的风雅机智的灵魂，活在语言甜美流畅的莎士比亚身上。他的《维纳斯与阿都尼》、《鲁克丽丝》以及流传于他的知心朋友中间的甜蜜的十四行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袭十四行诗擅写情诗的传统，莎士比亚的这些诗歌主题也相对集中，总是围绕着爱情、时间、友谊与诗艺，不断挥洒着诗情。但是对这些诗歌内容的理解，却素来众说纷纭。今天比较流行的说法，来自英国莎学家马隆（Edmond Malone）和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在1780年提出的观点：第1首到第126首，写给诗人一位美貌的贵族青年男友；第127首到第152首，则写给一位黑肤女郎；最后两首与其他无关，为诗人译作。
仿佛是戏剧才华在诗歌中的自然流溢，莎士比亚对爱情的书写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与情节。屠岸在一篇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分析：“第1至17首形成一组，这里诗人劝他的青年朋友结婚，以便把美的典型在后代身上保存下来，以克服时间毁灭一切的力量。此后一直到126首，继续着诗人对朋友的倾诉，而话题、事态和情绪在不断变化、发展着。青年朋友是异乎寻常的美（18～20首）。诗人好像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但对青年的情谊使他得到无上的安慰（29首）。诗人希望青年不要在公开场合给诗人以礼遇的荣幸，以免青年因此蒙羞（36首）。青年占有了诗人的情妇，但被原谅了（40～42首）……”
而在莎士比亚诗歌的另外一位译者辜正坤看来，仿似莎翁戏剧的特点，在爱的统摄下，“诗人人格的各个方面——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自矜与自卑——都凸现在诗的屏幕上”。
在这些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还尝试了新的诗体形式。在彼特拉克那里，十四行诗由两个四行组和两个三行组构成，其韵式为abba bccb ded ede。16世纪初，英国贵族萨瑞萨里伯爵亨利·霍沃华德（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和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把之移植到英国，并在形式上略做变化。莎氏沿用了萨里瑞伯爵的第一种韵式，abab cdcd efef gg，诗行也变为三个四行组和一个双行组。如此看来，这一诗体被称为“莎士比亚式”或“英国式”，似乎是莎士比亚占了前人的便宜，实际上，抛开诗艺本身的成功，莎氏的英式十四行，自有其独到的地方，那就是最后两行精彩的对句，往往成为收束主题的警句，用辜正坤的话说，“让人有急转弯的感觉，造成一种艺术上的惊奇”。
以诗集中最著名的第18首为例，诗人首先将爱人以夏日相比，“或许我可用夏日将你作比方”，但他很快觉得这种比喻仍显不足，“但你比夏日更可爱也更温良”，因为“夏风狂作常会摧落五月的娇蕊，/夏季的期限也未免还不太长。/有时候天眼如炬人间酷热难当，/但转瞬又金面如晦常惹云遮雾障”。诗人进而将之推论到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美：“每一种美都终究会凋残零落，/或见弃于机缘，或受挫于天道无常。”诗意至此再转，“然而你永恒的夏季却不会终止，/你优美的形象也永远不会消亡，/死神难夸口说你在它的落网中游荡，/只因你借我的诗行便可长寿无疆。”全诗最后收束于“只要人口能呼吸，人眼看得清，/我这诗就长存，使你万世流芳。”（辜正坤译）整首诗“起承转合”的诗意流淌，完美契合于许多年后闻一多对十四行诗形式的概括：“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
莎氏十四行诗的成功，吸引了后世许多英国诗人继续写作这一诗体，风格与题材各异的创作中，至少有弥尔顿的庄严，拜伦的豪放，雪莱的反叛，济慈的柔美。
打开心扉的钥匙
莎氏的十四行诗，之所以能引起后世许多有考证癖的莎学家的热烈关注，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华兹华斯的一首小诗有关。在这首创作于1827年的诗中，华兹华斯概括了著名古典作家对十四行诗的抒写——
“别小看十四行诗；批评家，你皱起双眉，/忘了它应得的荣誉；像钥匙一把，/它敞开莎士比亚的心扉；像琵琶，/彼特拉克的创痛靠它来抚慰；/像笛子，塔索吹奏它不下千回；/卡蒙斯靠它排遣逐客的离情；/又像桃金娘营萤绿叶，在但丁/头上缠绕的柏枝里闪烁明辉；/像萤火，它使温雅的斯宾塞振奋，/当他听从召唤，离开了仙乡，/奋进于黑暗的征途；而当弥尔顿/见一片阴霾潮雾笼罩路旁，/这诗便成了激励心魂的号角，/他昂然吹起来，——可惜，吹得还太少！”（杨德豫译）
由于除了剧作与诗歌外，莎翁没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字，后世学者们对他的身世之谜依然充满未知，正是这句“像钥匙一把，它敞开了莎士比亚的心扉”，提醒人们探索这些十四行中潜藏的信息，以此破解莎士比亚的密码。
诗集题词中的“W.H.先生”是谁，也即这本诗集是献给谁的？首先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是威廉·霍尔（William Hall），此人可能是索普的出版业合伙人；有人认为是印刷错误，本来应该是W.S.（William Shakespeare）先生，为莎士比亚献给自己的游戏之作；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如同他的前两首诗一样，仍是献给他的文艺庇护人——南安普顿伯爵。
辜正坤比较认同最后一种看法，在诗集出版的1609年，南安普顿伯爵尚在人间，莎士比亚于情于理似乎没有必要改换门庭，将诗另献他人。只是，莎翁为何没有如前两部诗作一样，将他的十四行集出版，反而由一个出版商在无意中获取后未经本人审定的情况下草率出版呢？在辜正坤看来，背后隐伏着一段曲折惊险的历史故事，十四行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成为“那个时代青年政治家野心的一种巧妙发泄”。
正是由于与自己庇护人南安普顿伯爵的关系，莎士比亚一度被卷入政治漩涡。南安普顿伯爵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情人埃塞克斯伯爵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对方的高参。埃塞克斯伯爵曾两次率领英国舰队战胜西班牙舰队，为英国夺得海上霸主的地位立下卓著功勋，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英国国民甚至觉得如果女王去世，继任掌权者很可能就是他。然而在1600年一次平息农民起义失败后，埃塞克斯伯爵被解除一切职务，这对素有政治野心的他来说，当然难以接受。在南安普顿伯爵的怂恿下，埃塞克斯伯爵竟然在1601年2月公然反叛。
就在反叛的前一天，埃塞克斯伯爵下令莎士比亚出任股东的环球剧场，上演《理查二世》一剧。由于该剧中有废黜国王的场面，他们想利用演出挑动伦敦市民反叛的情绪。但因为估计不足，反叛很快被镇压，埃塞克斯伯爵也很快被处死，南安普顿伯爵则被关进了伦敦塔，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才被放出，并再登政治舞台。因为演出的事情以及与两位伯爵的关系，莎士比亚本人也受到传讯，所幸只是虚惊一场。
但政治处境的改变，不可能不影响到莎士比亚的写作。十四行诗中一些诗篇流露出的苦中作乐、矛盾摩擦，在辜正坤看来就是那出政治事件的折射。由于与自己交好的两位伯爵的遭遇，莎士比亚对晚年的伊丽莎白颇为不满，在女王逝世国内诗人纷纷献诗之际，他一声未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与女王无关。由于在十四行的前17首诗中，诗人一直在劝青年朋友赶快结婚，将他的美留存后世，联系到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以及莎士比亚与她的情人埃塞克斯伯爵的关系，辜正坤做出了一个大胆推测：莎士比亚与南安普顿伯爵建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协助埃塞克斯伯爵获取女王的欢心。十四行中的不少诗，是诗人以伊丽莎白女王为假想情人，为埃塞克斯伯爵的代表之作。以青年男子为表面的书写对象，似乎恰好成为一个很好的托词。
而经历了后来的政治事件，莎士比亚对伊丽莎白的态度发生变化，对是否出版当日之作似乎也变得犹疑起来。况且在一些学者看来，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中，诗人创作十四行诗，本来只求圈内点赞，并不愿社会扬名。
商籁体的格律试验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是留学欧美的那拨“新月派”诗人，最早关注、译介了十四行诗（莎士比亚自然是其中的重点），并将其融入格律诗的形式探索之中。
十四行诗进入中国后，最早由闻一多翻译为“商籁体”。这当然是英文Sonnet的音译，但译笔巧妙，正如辜正坤在一篇后记中所言：“首先，’商’字妙，叫人立刻联想到商音，联想到宫、商、角、徵、羽这种传统音律，从而联想到诗歌的音乐性；其次，’籁’字亦妙，让人立刻联想到’天籁’之音。”
1921年5月，闻一多在翻译了多首十四行诗后，尝试写下第一首处女作《爱的风波》，这首诗形式齐整，每行大致四到五个音尺。后来，他自己坦承，“我作《爱的风波》，也在想用这种体式，但我的试验是个失败。恐怕一半因为我的力量不够，一半因为我诗里的意思较为复杂”。
到1930年的时候，闻一多似乎对商籁体的认识更为深入，在《谈商籁体》一文中，他认为十四行与韵脚的布置是必需的，但非重要的条件，整首诗的四段，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最难的地方在于，“一篇精神往往得靠一转一合”。这也正是梁实秋后来所谈到的，中国人缘何对十四行体颇为亲近的原因在于，“中国诗里律诗最像十四行体”，律诗的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恰好对应十四行诗起承转合的四个段落。
其实，对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等新月派诗人来说，十四行诗更重要的启发在于节奏方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行多为（四）五音步的抑扬格（轻重音交替），例如“Serving/with looks/his scared/majesty”。闻一多他们发现，比之希腊语、英文、德文，白话语言语调平坦，没有显著的长短轻重高低分别，因此西方诗行的基本节奏单位“音步”并不适合新诗的节奏。但是，白话语言中也有与音步概念大致相等的音组，可以作为新诗的节奏基础，这就是闻一多提出的“音组”、孙大雨提出的“音组”以及何其芳提出“顿”的概念。比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每行包含三个“二字尺”（二字音组）和一个“三字尺”（三字音组），全诗结构整齐划一，节奏铿锵。
无疑，按照闻一多如此严格的格律写出来的诗歌，很容易形成整齐划一的“豆腐块”，这一点也让新月派的格律诗遭受到较多质疑。何其芳、卞之琳提出按照阅读自然节奏形成的“顿”的格律理论，在字数上则相对灵活一些。事实上，无论是卞之琳还是他的私淑弟子屠岸，后来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时，都严格遵守了这种“以顿代步”的格律理论。
格律理论的探索在继续，十四行诗的写作者也越来越多，从早期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再到卞之琳、冯至等人，尤其当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时期写出脍炙人口的《十四行集》时，朱自清等人开始感叹十四行终于在新诗中扎下了根。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新诗的重要论者废名就认为，冯至的成功，与采用十四行关系并不大。
新时期以来，依然有不少诗人尝试着十四行诗的写作，但他们并不像前辈格律派诗人那样循规蹈矩，以至于让屠岸在一封通信中产生疑惑：是不是写出十四行的诗都可以称为十四行诗？好在，许霆、鲁德俊帮他解决了疑惑。在《十四行体在中国》一书中，两位论者把中国十四行诗归纳为三种类型：格律的十四行诗、变格的十四行诗、自由的十四行诗。那些受西方十四行诗影响，但在分段方式、各行音组安排、诗韵方式等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从此可以被纳入第三种类型。
从英伦到中国，无疑，人们对莎士比亚十四行的阅读仍在继续，对十四行格律的探索也在继续。
文 艾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