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非洲的困局
津巴布韦是最晚获得真正独立的非洲国家之一，津巴布韦黑人直到1980年才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时间上看仅次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但这个国家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震惊了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非洲人民奋斗历程的极佳案例。
一个酋长的自白
作为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维多利亚瀑布是津巴布韦旅游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大批游客，以白人居多。瀑布本身看半天足够了，于是旅行社为游客提供了很多旅游项目，以冒险类活动居多。最受欢迎的是在那座距地面130米高的瀑布大桥上玩蹦极，以及坐橡皮艇沿着河道一直划到瀑布下面。我更喜欢文化游，选择了访问津巴布韦传统农村的项目。这村子距离瀑布城10公里，路上居然又遇到了警察拦路检查。好在我的导游兼司机准备充分，开的又是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警察随便看了几眼就放行了。
“津巴布韦的警察都是势利眼，只拦穷人的车。”司机对我说，“而且他们也不敢拦白人，只拦黑人的车。”
“津巴布韦不是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吗？大部分白人也都被穆加贝赶出去了，为什么还怕白人？”我不解地问。
“没办法，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再说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大都是很有钱的农场主，一般情况下警察也不敢得罪他们。”
由此看来，津巴布韦普通老百姓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说话间，汽车离开主路，顺着一条林间小道开了很久，终于到达目的地。迎接我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司机介绍说，他就是这个拥有5000多成员的部落的酋长姆皮西（Mpisi）。这位酋长一开口我就明白为什么由他来负责接待游客了，因为他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是穆加贝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坐下来还没说几句，他就把话题引到了这位老总统身上。
“穆加贝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率领津巴布韦人民打败了白人殖民者，又带领我们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姆皮西说，“白人从来就没安好心，他们来非洲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我们的资源，然后拿出去卖钱。现在全世界都听白人的，只有穆加贝不听，他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才是非洲人民最需要的榜样。”
“穆加贝要是真那么好，他应该先把那些在路上拦车索要小费的警察开除掉。”我笑着说，“这些腐败警察只敢欺负穷人，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心情。”
“这怎么能怪穆加贝呢？完全是你们的错。”姆皮西冲那个带我来的司机说道，“你们在津巴布韦开车就应该遵纪守法，如果你觉得警察滥用职权，那就去法院告他们啊。就是因为你们不敢告，总希望用小费贿赂警察，希望少罚钱，他们这才有恃无恐的。”
那个司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显然他并不认同姆皮西的说法。
“既然穆加贝这么优秀，为什么津巴布韦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竟然被逼得使用美帝国主义的钱了呢？”我又向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尖锐的问题，以为这次能把他问住，没想到他回答得很利索：“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穆加贝总统确实犯了错误，但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立即做出修正，这不更加说明他是个好领袖吗？！”
接下来他又喋喋不休地历数白人殖民者的种种恶行，比如强征人头税，以及把最好的农田据为己有，把到处都是采采蝇的贫瘠土地留给黑人，其中就包括他这个村目前所在的地方。之后他又开始列举穆加贝的各种政绩，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土地改革政策，把白人抢走的土地又抢回来还给了黑人，看来津巴布韦人对土地的感情真的很深。
夸完了穆加贝他又开始夸中国，称赞中国政府帮助津巴布韦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同时又不像西方政府那样在每一笔经济援助后面都附加了很多政治条件，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尊重。
我本来是想参观津巴布韦的传统民俗的，没想到被这位酋长上了一堂政治课。在我多次暗示下，他终于站起身，领着我去村子里转了转。村民们全都住在非洲传统的圆形茅草屋里，屋顶用厚厚的茅草铺成，但墙壁已经从过去的泥巴墙换成了现在的砖墙。他领着我走进了一间据说是用来会客的茅草屋，我刚一进门就感觉眼前一黑，同时差点被扑面而来的浓烟熏了一个跟头。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发现屋内竟然围坐着十几号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屋内没有点灯，照明全靠屋子中间烧着一盆炭火，浓烟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我们津巴布韦人平时就是这么生活的，吃饭聊天会客都在这里。”姆皮西酋长指着屋内的人对我介绍说，“他们全都是我的家人，我们津巴布韦人家庭观念很重，平时都住在一起。当然了，等儿子长大了会分一块土地给他，让他在新的地方成家立业，不过现在的孩子们不再喜欢种田了，我的大儿子就跑去南非打工了。”
望着眼前的景象，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哈拉雷或者布拉瓦约见到的只是少数城市知识分子而已，真正的津巴布韦在这里。要想理解这个国家，必须先去理解他们。可惜他们都不讲英语，再加上我实在被浓烟熏得难受，只在屋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外面的空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出来坐呢？”我不解地问，“中国最近正在闹雾霾，空气中的颗粒物对身体很不好，我们都巴不得能呼吸到你们这儿的空气呢，可你们却整天待在屋子里吸烟雾，太不可思议了。”
“你根本就不懂，这种空气对人体有好处。我们非洲妇女天天呼吸这种空气，所以不会生出残疾儿童。”姆皮西答道，“你们这些现代人不习惯，这才会生病。”
这位酋长自我介绍说，他是个远近闻名的巫医（Medicine Man），经常有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跑过来找他看病。他瞧不起西方医学，认为那都是白人用来欺骗非洲人的把戏。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觉得我找到了理解津巴布韦的钥匙。津巴布韦原住民，无论是绍纳人还是恩德贝利人，都是非常古老的部落民族，从思想观念到社会习俗都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状态，却被突然造访的白人殖民者强行拖入了现代社会，根本来不及适应，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浪潮席卷非洲大陆，津巴布韦的黑人成立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以下简称津人盟），在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的领导下和白人政府对抗。本来黑人游击队人数占优，形势一片光明，但游击队内部却起了内讧，绍纳人和恩德贝利人积攒多年的部落恩怨爆发了。由于恩科莫是恩德贝利人，属于少数派，人数占优的绍纳人不服他的领导，另立山头，成立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以下简称津民盟），一位名叫斯托拉的牧师被选为领袖，穆加贝则担任了津民盟总书记一职。这两个组织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大打出手，给了白人保守势力一个反扑的机会。极端右倾的“罗得西亚阵线”用“维稳”作为口号，赢得了1962年大选。该党领导人，也就是后来的罗得西亚总理史密斯借口平暴需要，取缔了津人盟和津民盟，并且未经审判就将恩科莫和穆加贝等反对派领导人关进了监狱。
1965年罗得西亚白人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后，津人盟和津民盟相继向政府宣战，开始了津巴布韦历史上的第二次黑人解放战争。其中，津人盟游击队以赞比亚为境外训练基地，其背后的支持者是苏联，津民盟以莫桑比克为境外大本营，并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罗得西亚政府的背后靠山则是南非，后者把罗得西亚当成了抵抗非洲独立运动风暴的缓冲带。
由于英国政府出面调停，这场战争并没有持续太久便宣布停火，津巴布韦人民过了几年相对太平的日子。1974年，前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相继宣布独立，给罗得西亚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南非政府害怕战火扩大到南非，逼迫史密斯和黑人民族主义者和解，释放了恩科莫和穆加贝。没想到这两位领导人获得自由后便立即加入了各自的游击队，向白人政府发起了总攻，双方均损失惨重。
为了尽快结束内战，包括撒切尔夫人和基辛格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前来调停，劝史密斯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给予黑人以平等的选举权。最终各方代表于1979年在英国兰开斯特召开了制宪会议，白人保证获得100个议会席位中的20个，史密斯这才不情愿地在《兰开斯特大厦协定》（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上签了字，罗得西亚正式成为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其实就是恩科莫和穆加贝两人之间的较量。恩科莫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性格较为温和，政治倾向也偏向中立。穆加贝则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出生不久父亲就抛弃了母亲，走投无路的母子俩被教会收容。穆加贝天资聪颖，喜欢读书，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又通过函授的方式拿到了6个大学文凭。也许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穆加贝从小就对人世间的所有不公平深恶痛绝，对白人殖民者恨之入骨，再加上他口才极佳，很善于利用演讲激发起黑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初他就是凭此绝技当上了津民盟的最高领导人。
据熟悉他的人说，穆加贝私下里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举手投足颇有绅士风度，待人接物甚至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但他在公开场合却表现得像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次表示要让津巴布韦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点倒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当中有很多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受苏联的影响，战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苏联让非洲领导人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落后国家要想迅速赶上领跑者，社会主义是最好的选择。加纳的第一位黑人领袖、泛非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恩克鲁玛就曾经说过：“我们必须一往无前，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做好充分准备，以取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和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所留下的贫穷、无知、疾病和文盲。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传统的非洲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社会主义，比如土地共有制度、资源的平均分配、长老集体决策和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服务网络等这些非洲村落的共同特征其实都包含了很多社会主义元素。非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就曾经说过：“我们非洲，既无需‘皈依’社会主义，也无需‘学习’民主，两者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历史，植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社会。”
虽然穆加贝的主张得到了上述这两位著名的非洲领导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津巴布韦白人群体和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大都是私营农场主，自然不愿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上台执政，于是他们暗地里都支持相对温和的恩科莫。但可惜他们全都押错了宝，穆加贝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津巴布韦第一任总理。
事后看来，不管穆加贝的政治立场如何，他都会当选的。数据显示，穆加贝在所有绍纳人聚居地都大获全胜，而在恩德贝利人聚居地的结果则正好相反。事实上，津巴布韦后来的几次大选的投票模式也都是如此，民主选举制度在这样一个思想意识落后的国家完全变了味，成为一个纯粹比拼候选人民族成分和人口组成的数字游戏。当年史密斯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曾经规定绍纳人和恩德贝利人在参众两院的代表人数必须相等。但当穆加贝上台后，这项规定便自动取消了。
民主制度最难的地方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人如何保证少数人的应有权利。在部落文化依旧占有统治地位的非洲，后者实在是太难做到了。事实上，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名义上都采纳了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民主选举制度，但最终结果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成分到底是怎样分布的。津巴布韦一大一小，绍纳人的人数是恩德贝利人的4倍，选举结果很容易预判，劣势一方很容易遭到排斥。南非则比较幸运，它有8个主要的黑人民族，人数都差不多，谁也不占优势，因此南非的选举没有出现津巴布韦这种一家永远独大情况。
非洲国家民主选举的另一个屡屡被人诟病的顽疾就是腐败，几乎每次选举都会爆出贿选丑闻。但是，用蝇头小利诱惑选民的做法几乎哪里都有，不能算是非洲的专利，为什么在非洲这个缺点经常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民主制度的绊脚石了呢？
由此看来，尼雷尔关于非洲人天生适合民主制度的看法是有疑问的，而白人的殖民统治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非洲殖民地的划分没有尊重当地人的意见，导致很多素来不睦的原始部落被强行合并到同一个国家之中。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这些部落有个共同的敌人，还能相互合作，一旦革命胜利，双方便很容易化友为敌，互相争斗起来。其次，大多数殖民地名义上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但却都仅限于白人群体，对于广大黑人来说殖民制度本质上是集权制。黑人民众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缺乏代议制民主的经验。独立后的黑人政府突然把一张选票交到老百姓手里，他们当然只会把它投给自己熟悉并且信任的部落首领，或者那个能给他带来实际好处的人，哪管他到底适不适合当总统、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好领袖。
就这样，穆加贝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出生于1924年，1980年上台时已经56岁了。谁也不会想到，今年已经92岁的他仍然是津巴布韦最高领导人，而且不久前刚刚表态说他还打算继续当下去。他这36年总统生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
双面穆加贝
穆加贝的总统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针对同样的事情分别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件事本身甚至比穆加贝更有意思。
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津巴布韦建国开始，到1990年结束。穆加贝上台后先是留用了两位白人部长，接着又留用了前罗得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前情报机关头目，这两人原来都是穆加贝的死敌，多次试图暗杀他。穆加贝甚至还和前罗得西亚总理史密斯交上了朋友，经常邀请他参加政府高层会议。史密斯大为感动，在日记中称穆加贝为“成熟、理性、具有公平意识、有教养的西方绅士”。
安抚好白人官员之后，穆加贝又转向白人农场主，保证不会强行没收他们的土地。穆加贝甚至公开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想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国家，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国家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保证让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感到安全。”话音未落，穆加贝便宣布恩科莫密谋造反，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入恩德贝利人的地盘大开杀戒，至少有1万名恩德贝利平民在这场暴乱中被杀，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
以上是历史事实。支持方解释说，穆加贝是一个胸怀宽广、不计前嫌的人，这才会让那两个曾经试图杀他的白人重新执掌兵权。穆加贝也并不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他在内阁中安排了三名恩德贝利人，但恩科莫不领情，仍然试图分裂国家，穆加贝当然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才会派军队打击分裂分子，在此事件中死亡的恩德贝利平民都是误杀。
反对方则认为，津巴布韦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白人农场主掌握了太多的经济资源，穆加贝只能先加以利用，以后再找机会和他们算总账。与此同时，穆加贝一心想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津人盟主席恩科莫是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必须首先将其除去，所以才会对他栽赃陷害，借机清除异己。
穆加贝派去镇压分裂分子的那支特种部队被称为“第五支队”，这是穆加贝的私人卫队，编制上完全独立，不归政府国防军管，只听穆加贝一人指挥。队内绝大多数士兵都是绍纳族人，他们被穆加贝秘密派往朝鲜接受军事训练，战斗力极强，恩德贝利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场内战很快就结束了。此后津巴布韦开始了延续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GDP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3.5%，其中尤以农业领域的发展最为出色，粮食产量屡创新高，被誉为南部非洲的粮仓。工业方面虽然稍逊一筹，但也没有落下太多。
以上是历史事实。支持方相信，津巴布韦的案例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很适合非洲，黑人完全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主力。但反对方则认为，非洲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无数次大饥荒，其余大部分非洲国家在赶走了白人统治者之后经济都大幅下滑，无论它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津巴布韦之所以能逃过这个诅咒，主要是白人农场主的功劳。虽然他们人数不到6000，却拥有全国40%的耕地，雇用了三分之一的工薪族劳动力。白人农场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总量的75%，而且主要用途是出口换汇，其出口额占到津巴布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阶段从1990年土改开始，到2000年结束。独立前签署的《兰开斯特大厦协定》规定，津巴布韦政府10年内不得进行大规模土改，即使10年后要土改，也必须遵守愿买愿卖的原则，购买白人土地所需经费将由英国政府帮忙解决。1990年禁令到期，穆加贝立即公开要求白人把土地交还给黑人，此事引起了白人农场主的恐慌。与此同时，穆加贝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扩大引进外资，放宽政府控制，开放党禁，结果津巴布韦经济大幅度下滑，GDP年增长率降为-2.6%，通货膨胀率高达60%，失业率急剧上升至50%以上，老百姓怨声载道。1999年9月，以工会为基础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以下简称民革运）成立，党主席莫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向穆加贝发起了挑战。2000年初，穆加贝在一次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中失败，这是他第一次在选举中失利。
以上是历史事实。支持方指出，英国政府在签署《兰开斯特大厦协定》时保证为土改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但英国首相布莱尔背信弃义，拒绝为津巴布韦政府提供任何帮助，这才是津巴布韦土改从温和转向暴力的主因。而那个“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相当于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最终的失败恰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适合津巴布韦。
反对方则认为，白人农场主已经在津巴布韦生活了100多年，不应该强迫他们把土地无偿交还给黑人，除非他们自愿这么做。穆加贝之所以接受世界银行的建议，只是因为1989年东欧剧变，紧接着苏联解体，穆加贝失去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这才被迫倒向西方。这次经济转型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自由市场不好，主因在于大批白人农场主被迫撤离津巴布韦，带走了资金和技术。
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修宪公决失败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修宪公决结果公布10天之后，穆加贝宣布立即实施“快速土改计划”（FTLRP），一大批退伍老兵手持斧头和砍刀闯入白人农场，殴打农场主和他们的黑人雇员，捣毁农场基础设施。此举导致大批白人撤离津巴布韦，随后经济失控，津巴布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2005年穆加贝又发起了“清理城市贫民运动”，把城市贫民赶到了乡下。2008年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茨万吉拉伊获胜，但支持率没有到50%，第二轮投票之前茨万吉拉伊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穆加贝不战而胜。之后穆加贝提出和民革运分享权力，茨万吉拉伊出任联合政府总理一职。他上台后立即废除了津元，引入美元作为流通货币，稳定了局势。2013年茨万吉拉伊再次和穆加贝竞选总统，这一次穆加贝轻松获胜，联合政府旋即被解散。
以上事实，支持方解释说：穆加贝政府给了白人农场主很多机会，但他们选择顽抗到底，坚决不肯妥协，导致1980～1990年只有7.1万户黑人农民分到了土地，距离计划目标16.2万户相差甚远。穆加贝被逼无奈，只能采取极端措施强行征收了980万公顷土地，安置了26万户黑人农民。由此导致的经济崩溃主因不在穆加贝，而是西方政府为了声援白人而对津巴布韦实行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结果。这件事正好说明津巴布韦不能永远依靠西方，应该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通货膨胀就是津巴布韦人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反对方则认为，穆加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土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笼络庞大的黑人老兵群体，诱使农村选民投他的票。政府没收来的白人土地则大都分给了穆加贝的亲信，以及政府高官。选举过程中穆加贝动用国家机器对不给他投票的人实行报复，甚至发动老兵群体对支持民革运的民众进行精神恐吓和肉体摧残。“清理城市贫民运动”则是对城市民众不给穆加贝投票的报复，如今的津巴布韦已经不按民族分界了，而是分成了农村和城市两大阵营，前者是穆加贝的票仓，后者是反对派的大本营。
两方意见针锋相对，到底应该信谁的呢？我决定去津巴布韦农村走一趟，用自己的眼睛寻找答案。
手机农民
伊瑟尔（Ethel）是狂野非洲旅行社的职员，她的哥哥詹姆斯·帕拉宰（James Paradzai）是一名津巴布韦老兵，在土改中分到了哈拉雷近郊的一块土地。一天上午，他俩开车带我去参观他家的小农场。
“我出生于1957年，1975年参军，跟随穆加贝去莫桑比克受训，然后潜回国内参加革命，小腿还负过伤。”帕拉宰挽起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伤疤。“伤好后我被穆加贝选中，担任了他的私人保镖。退伍后我在津巴布韦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Office）工作，现在退休了。”
今年59岁的帕拉宰身材有些发福，头发花白，表情憨厚，一点也不像是个前特工。“参军前我就是个小屁孩，啥也不懂，长官给我起了个名字叫Tafirezi Zimbabwe，翻译过来就是‘为津巴布韦而死’，革命胜利后我才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帕拉宰说，“我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没有自己的地，土改的时候每家可以分到6.5公顷（约合100亩）土地，只要申请就有，不要钱。很多人不敢申请，我不怕，于是就分到了现在这块地。”
津巴布韦官方宣传册中经常看到“为祖国而死”这样的字眼，类似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对我而言倒是一点也不陌生，津巴布韦人对于土地的感情也和中国人一样强烈，我在哈拉雷遇到的很多人都在乡下有一块地，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
哈拉雷城区很小，我们很快就驶入了乡村。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再加上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整个南部非洲遭遇到了罕见的大旱，大片的农田被荒废了，上面长满了杂草，少数几块玉米地里的玉米高矮不一，说明播种的时间相差很大。
“我们这里一般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播种，到雨季结束的时候正好收获。”帕拉宰对我说，“没想到今年雨季晚了两个多月，种下去的玉米都干死了。前几天终于开始下雨了，不少人又补种了一茬，但比正常种植季晚了两个多月，最后能不能有收成就说不好了。”
玉米是津巴布韦人的主食，最经典的津巴布韦饮食Sadza就是在一大碗浓稠的玉米糊上浇一勺肉汁，配以煮蔬菜和肉块，甚至连津巴布韦人很爱喝的一种软饮料也是用玉米汁做成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被玉米喂大的民族。从眼前的景象来看，今年的玉米很可能要绝收了，难怪穆加贝不久前宣布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国际社会施以援手。
“津巴布韦会出现大面积饥荒吗？”我问。
“如果你指的是像埃塞俄比亚那样饿死很多人的大饥荒的话，应该还不至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基础比埃塞俄比亚好多了。”帕拉宰回答，“不过政府肯定要去国际市场上买粮食，否则就会有人饿肚子。”
一个曾经的非洲粮仓如今却不得不向别人买粮食，这一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土改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
答案在我看到帕拉宰家的农田后便揭晓了。这块地相当平整，土质也很松软，上面覆盖着一层茂密的植物，已经有膝盖高了。可惜的是，它们全都是杂草，不是庄稼。帕拉宰弯下腰拔了一阵子，清理出一小块，我这才终于看到了几排仅有10厘米高的玉米苗，它们被杂草遮住了，平时连阳光都见不到。
“我两周前刚刚找人播的种，但后来就再也没管了。”帕拉宰说，“我平时都住在城里，哪有工夫种地？一般都是花钱雇人帮我种，住在附近的农民多得很。”
据帕拉宰估计，这块地只要雇5个人干一天就能把草全都拔干净，按照每人每天10美元工资计算，只要50美元就够了。但因为今年大旱，播种晚了两个月，帕拉宰对收成没抱太大希望，所以一直不舍得花这笔钱。他有退休金，本来也没指望靠这块地吃饭，所以他对种地这事儿一直三心二意，能收到粮食自然好，收不到也无所谓。
我后来了解到，在津巴布韦像他这样的人特别多，当地人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形容他们，叫“手机农民”。这些人原本都是有工作的城里人，在土改中分到一块地，平时没时间打理，便雇用当地农民负责照看，平时只偶尔用手机询问一下庄稼的长势。
“我记得咱们从大路上开进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河沟，我明明看到河里有水啊，只要修一条水渠把水引到田里不就不用靠天吃饭了吗？”我问。
“这附近不但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人工湖呢。那是很多年前挖的，但现在没人买得起抽水机，也没人组织修建水利设施，我们虽然守着一个水库却用不了里面的水。”帕拉宰答道。
据他说，被土改逼走的白人农场主带走了所有可以带走的设备，如果实在带不走的话就把它尽数毁掉了，黑人继承的只是一块地而已，所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东西，包括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和灌溉设备，以及种子、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通通需要另行购置。绝大部分分到土地的黑人都非常穷，根本买不起这些东西，于是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土改后一落千丈，至今没有恢复。
“虽然如此，土改仍然是必须的！”帕拉宰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看到的这片平整的耕地一共有一万多公顷，原来都只属于同一个白人农场主！土改后这块地分给了600多户黑人农民，他们原来全都住在山沟里，我带你去看看他们以前住的地方你就明白了。”
我们跳上车，朝附近的一座小山包驶去。沿途除了农田之外见不到一幢房屋，也看不到有人在田里劳动。大约开了10分钟后来到山脚下，路边终于出现了房屋，随着海拔越升越高，房屋居然越来越多，原来农民们全都住在山上，难怪山下的农田里见不到人了。
“当年白人政府把山下那块平坦的好地全都给了白人农场主，黑人只能住在山沟里，靠在门前屋后开辟出来的几小块耕地勉强度日。”帕拉宰说，“土改的时候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了申请表，只要申请就分给你6.5公顷好地，而且是免费的。胆子大的甚至一个人申请了好几份，但更多的人不敢申请，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下山，所以至今还住在山里。”
我们沿着一条石子路一直开到了尽头，那里住着一对姓马蒂罗（Madiro）的夫妇。两人住在自己盖的茅屋里，没有电，水是用一根橡皮管从半山腰的一处泉眼引下来的。丈夫马蒂罗在山坡上开辟出了几块薄田，靠种蔬菜养活了4个孩子。夫妇俩都不识字，也不大会说英语，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我问他们为什么至今仍然住在山里，他们通过翻译回答说：不敢下山。
临走前，马蒂罗从自家的地里摘了一大堆黄瓜和茄子塞给帕拉宰，然后一直站在原地，微笑着目送我们离去。
“其实当年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要求白人把所有的土地都还给黑人，只是让他们自愿拿出三分之一。”回城的路上，帕拉宰向我解释了土改的经过，“少数白人农场主愿意配合，主动把土地交了出来，这些人至今仍然在津巴布韦经营商业农场，日子过得很好。但大多数农场主心存侥幸，不愿意和政府合作，最后我们只能去抢了，否则黑人永远没有活路。”
必须承认，我如果是在来的路上听到他这番话，说不定会和他争辩几句，但现在我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脑海中全是马蒂罗夫妇的形象。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评价，像马蒂罗夫妇这样的黑人确实受到了白人殖民者的不公正对待，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土改让这样的黑人农民拥有更优质的农田，这件事本身也是没有错的。也许错在改革的速度太快了，没有从更务实的角度出发吧。
两个实力相当的人赛跑，后出发的人追不上领跑者是正常的，只要别被人家落得越来越远就可以满足了。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后进国家，要想追上领跑者，只有自己加倍努力才行，如果想走捷径，暗中使绊子，引得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结果很有可能反而变得更糟糕。
不过话又说回来，津巴布韦一路走来虽然历尽坎坷，但也一直在进步，毕竟进步才是人类大趋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个支持穆加贝的酋长姆皮西其实是一个恩德贝利人，部落主义正在这个国家慢慢消失。
结语
2016年1月，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高峰会议，即将卸任的非盟轮值主席穆加贝在大会上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将矛头对准了同样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联合国改革安理会，增设非洲席位。他甚至建议潘基文把联合国总部搬离纽约，搬到中国、印度或者非洲去，因为那里人多。
“非洲人也是人，不是鬼。”穆加贝指着潘基文说，“那些指责我执政35年太长了的西方人给我闭嘴，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仍然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我将一直在总统的位子上做下去，直到上帝召唤我去和天使会师。”
从现场录像来看，穆加贝精力充沛，中气十足，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据说他不吸烟不喝酒，每天都要在家里的健身房锻炼身体。他的母亲活了102岁，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41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他还会参加下一轮总统选举，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做下去。
非洲各国元首似乎对此均没有异议。穆加贝在讲台上连续讲了一个小时，其间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大家显然都很喜欢这个戴眼镜的92岁老头。
与此同时，一部名为《穆加贝：天使还是恶魔？》（Mugabe：Villain or Hero～）的纪录片在伦敦上映，公开为穆加贝翻案。牛津大学的学生们则发起了“打倒罗得斯”（Rhodes Must Fall）运动，要求牛津大学把罗得斯的雕像拆除，因为他是个殖民主义者。要知道，罗得斯是牛津大学校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罗得斯奖学金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生奖学金之一，被称为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过该奖的名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加拿大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和托尼·阿博特，以及谷歌、迪士尼、柯达摄影、麦肯锡咨询公司等多家跨国企业的董事长和CEO等。
一个人的英雄一定会是另一个人的恶魔，大概只有这句话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吧。
文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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