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金泳三如何“打老虎”
来源: 南风窗 14年第19期
金泳三以韩国式的刚烈实现了反腐的担当。当反腐牵涉前任总统时，金泳三没有退缩，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尽管他也将变成前总统。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无揪心地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个“周边国家和地区”里就有韩国。邓小平这里说的是经济，曾经与中国同一起跑线的韩国，现代化发展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人均GDP是中国的四五倍。其实，在“打老虎”问题上韩国也早了20年，这个方面一比较我们同样要有紧迫感。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关系，面对东邻的他山之石，中国当见贤思齐。
民主的势能
反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看韩国反腐，首先要看韩国的政治大局。近代韩国多灾多难，二战结束韩国光复后的政治杂症丛生。这既有传统东亚的政治沉疴，又有民主转型的政治乱象。首任总统李承晚，曾为国家独立不懈奋斗，但当政后政绩平平，玩弄权术、恋栈终身，最终被民众运动冲击而流亡国外、客死他乡。后来者朴正熙，政变起家，铁血手腕实现了韩国经济起飞，但大搞军人专政、威权政治，弄得民怨沸腾，后被刺杀而亡未得善终。继任者全斗焕继续搞军人专制，制造光州事件而背负历史骂名。韩国在1987年实现了民主化转折，卢泰愚成为新宪法后的第一位总统。然而，卢泰愚军人出身，是军事政变的参与者，是军人专制的当事人，很难与过去的政治彻底决裂。
金泳三作为民主化后首位文人总统，在反腐上实现了大突破。金泳三出生于1927年，毕业于汉城大学哲学系，24岁从政后历任多届国会议员，1992年12月当选为韩国第14届总统。他上任伊始即提出三大任务：消除腐败、发展经济、完善纲纪法规—消除腐败是第一要务。他刮起的廉政风暴，主打财产公开法和金融实名制。他执政期间，全斗焕、卢泰愚这样的前总统级 “大老虎”被送上法庭，震动朝野，震惊世界。
金泳三当政的这种包括反腐在内的政治突变，要放到政治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一国政治的重大变革几乎离不开三种局面：一是革命性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往往意味着最重大的变动，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既有政治格局和既得利益格局。新政权摆脱了既有的束缚，能做出以前政权所不能做、不允许做的重大举措。这种革命的势能、革命的惯性，在新的政权建立之时尤为明显。二是政党之间的轮替。多党制国家的政党轮替带来重大政治变化的契机。多党政治就是拉锯政治，不同或对立的政党之间，在上台之后推行自己的主张，调整政局和利益格局。当然，这种变化要比革命性变化小一点，因为总体上还是在宪法和基本政治框架之内行事。三是领导人的变换。领导人尤其是强势的领导人，往往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风格。领导人的变换，往往带来新气象。
金泳三的反腐“打老虎”，充分运用了民主的势能。想变革是一回事，能不能推动变革是另一回事。在民主转变时期，一切有利于民主的东西都能较快地推行，一切与民主价值相悖的东西都能较快地革除。此时反腐败，实际上是以民主的价值替代传统的价值。1987年民主转型之后，韩国政局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这如同中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剩下的问题是秋风扫落叶。民主提供了反腐的道德制高点，民意给民选总统以终极力量，发掘民主的势能是反腐的有效方式。没有民主转变，当政者出于自身和本集团的利益，在财产公开等关键举措上，往往顾虑重重、顾而言他，以各种条件不成熟来搪塞。而在民主转变的大势之下，潮流所向，势如破竹。金泳三借民主之势强推反腐措施，各种既得利益者即使心怀不满，也不敢公开反对，甚至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从政治大局看，如果没有韩国民主的长期蓄势和转型，金泳三即使想推行强力的反腐措施，恐也无能为力。从这个角度看，民主的时势造就了金泳三的壮举。
金泳三实现了身份的切割。韩国民主转型后，针对以前总统每每恋栈，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职一次，不能连任。第一次总统直选中，由于金泳三与金大中互不相让而分道竞选，结果让退役军人卢泰愚占了便宜而当选。第二次总统选举，金泳三曾策略性地联合卢泰愚一派，从而超越金大中而当选。但是，金泳三在当选后着手与前军人政权划清界限。金泳三更改执政党名称，将过去的民自党改名为新韩国党，以此切断与前总统卢泰愚的瓜葛。金泳三实行内阁改组，清除政府中与前两任总统即全斗焕、卢泰愚关系较密切的人士。金泳三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军人政权时期他就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没有历史包袱。反观卢泰愚执政时期，由于在野党和国民的强大压力，也曾迫不得已调查全斗焕的腐败问题，但由于他和全斗焕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反腐未进行彻底，只能草草收场。
法治的正轨
当代韩国反腐之声不绝于耳。越是腐败丛生的国家，往往越是反腐声音最高的国家。金泳三之前的历任韩国当政者，都在打反腐败的旗帜以笼络民心。然而，说反腐败是一回事，如何反腐败是另一回事，反腐败有多大成效更是另一回事。在高喊反腐口号中大搞腐败，是韩国威权专制时期的事实。韩国首位军人总统朴正熙，将军事政变自称为“维新革命”，其个人生活相对清廉，对腐败怀有刻骨仇恨，誓言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重振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他开展了名为“庶政刷新运动”的反腐败运动，清除了数万名公职人员，并且永不复用。朴正熙当政时期有如中国历史上的朱元璋时期，对腐败惩治极为严厉、极富浓烈的人治色彩。全斗焕上台之初，表明要开创一个“廉洁政治的时代”，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并初步制定了一些反腐的法规，有大量的官员因腐败被捕。民主转型之后的首位总统卢泰愚，也是轰轰烈烈开展反腐运动，试图开辟新的气象。这些总统还强调从道德上抑制腐败，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强化公职人员的公职纲纪和为公意识，只不过这些道德教化活动并未取得多少实效。
金泳三推进法治反腐。很明显，韩国腐败有着军人威权政治、政府干预经济，以及东方裙带传统的肇因，已经严重成“韩国病”。对于这种浸透骨子的腐败，治表和治标从根本而言是无济于事的。新加坡、香港地区能够常保廉政，靠的是严密且严格的法治。韩国也一直在制度和法制的反腐上探求。全斗焕和卢泰愚当政时期，都提出要实行金融实名制，并为此做了长时间准备，最后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而不了了之。金泳三在这些基础上，强力推出了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金融实名制等法律，真正啃了硬骨头、闯了险滩。1993年5月韩国国会修订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同年8月金泳三总统发布《紧急财政经济命令16号》宣布实行“金融实名制”，这促使韩国的反腐大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法治与民主内在相联。韩国的民主转型中有过激烈的街头运动，但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在最根本上，韩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二战后美国支持建立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构架。即使在前期军人专政时，这些基本制度的框架仍在。韩国在1980年代重新颁布宪法，也是在完善这些制度，使之更为民主化，从而为法治的推行奠基。金泳三的反腐是在法律旗帜之下，而不是超越法律的行为。对包括前总统在内腐败分子的有罪认定，都是公开和走程序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金融实名制的实施，使得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1995年韩国依法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进行了轰动全国的世纪大审判。一审判决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有期徒刑，并分别追缴巨额罚款。1996年12月首尔高等法院认为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将全斗焕改为无期徒刑，卢泰愚的刑期降为17年。金泳三卸任后，继任总统金大中于1997年12月对全斗焕、卢泰愚实行了大赦，既是为了政治和解，也有东方的法外开恩之意。
法治反腐具有长效性。金泳三的廉政措施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被誉为韩国政治生活中的“净身浴”。在金泳三之后，金大中继续推行制度反腐，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后来者继续走法治反腐的道路。诸如2001年颁布《反腐败法》，2005年修订和颁布《所得税法》，2008年修改和颁布《国家公职人员法》。韩国反腐之路，人治化色彩越来越淡，法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反腐败的成果也越来越巩固。
决断的担当
金泳三的反腐凸显“敢”字。财产公开是反腐的核心问题，是反腐进程中的里程碑。在这个问题上敢不敢碰，是检验韩国真假反腐的试金石。如果绕开这个问题，其他反腐措施往往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在韩国历史上，朴正熙政权196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财产自愿申报指南，结果是“无人自愿”，因“技术困难”不了了之。全斗焕政权1981年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要求公职人员财产登记，但由于害怕实施后带来政坛的巨大震荡，搞了个只登记不公开，结果不言自明。金泳三则强力推行财产公开和金融实名制，并且不留时间余地，令行禁止。这引起了社会震动，既有民众的热烈支持，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反弹。有的指责金泳三以反腐为借口捞取政治资本、排斥政治异己，有的指责金泳三以反腐来遮掩经济发展不力。金泳三不为所动，上任一年罢免了1300多名高级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国会议长、执政党的秘书长、汉城市长等高官。金泳三还将反腐引向颇为敏感的军界，在肃军行动中总参谋长、陆海空军参谋长、各军兵种司令官和各军军长均被免职，高级军官变动亦较大。
金泳三的反腐凸显“硬”字。打铁还需自身硬，上行方能下效。金泳三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就表示反腐败要从自己做起。第二天，金泳三即公开了本人、配偶及子女的财产情况。金泳三的举措形成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执政党领导人、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和国会议员群起仿效，连在野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相继公布财产。金泳三执政时大力宣传勤俭，总统府的伙食只有两种，汤面和牛肉泡饭。在接待方面，除外宾外总统府待客只用面条。金泳三还表示，在5年任内，决不接受企业和个人提供的政治资金，不涉足高尔夫球等奢侈性娱乐活动。这使得原先为公务消费所推动的高端娱乐场所顿时萧条。
金泳三以韩国式的刚烈实现了反腐的担当。当反腐牵涉前任总统时，金泳三没有退缩。在“公”，他没有顾忌审判前总统这样的“大老虎”对政局的冲击；在“私”，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因为他也将变成前总统。就国家来说，金泳三实现了反腐的转折，以财产公开为核心的反腐法律起到长期的基础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关键；就个人来说，金泳三敢于承受后果，敢于付出代价。需要指出的是，金泳三自己身边人员和子女因涉及腐败都受到惩罚。金泳三以身明志，退职后将个人财产实行了“裸捐”。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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