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其人其事
2016年4月20日，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他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牺牲者与捍卫者。他没能走出历史去进行反思，然而他一生的经历却是反思浩劫很好的素材。
走入中南海
如果没有进入中国政治的中枢要地，这位热血青年一生的命运如何，已经很难想象了。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在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南洋模范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往北京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据他自己回忆，1950年毕业时正好中南海急着要人，他和另外两个同学都是自己拿着档案去中南海的组织部门报到的。
戚本禹进到了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开始了见习秘书的工作。秘书室和办公厅是两个平行的机构。领导人做出决策不仅依靠各级政府汇总到办公厅之后所呈报的函件，还依靠来自民间的信息。戚本禹先后从事过为毛泽东做读报摘要、管理图书和处理来访信息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他注意思考，也爱观察毛主席的个人喜好。别的老同志认为做摘要时头版头条或者省委书记最重要，但戚本禹觉得那些新闻肯定会有文件上报，就一定要找主席感兴趣的。他准备的淮河流域发水灾时群众受灾的状况就引起了主席重视。至于放松读物，戚本禹说，科室里的高才生爱找名人趣事，倒是他这个中学生选的作家诗词，主席都画了圈。
管理图书时，戚本禹经常能够看见主席阅读时做的批注，很受触动。他便想办法买了一模一样的书，按照主席的读法去读，主席画一个圈，他就来画一个圈。用这种方法他读完了《哲学大纲》《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书，也不乏《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那样的小说。1951和1966年，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叫戚本禹去协助他做《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戚本禹说，校对“毛选”时，每篇文章他都要通读通校五六十遍。
1958年3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是戚本禹第一次身陷政治风波之中。当时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8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问题被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改变了这一决定。当年5月初在毛主席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何载几人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这件事让戚本禹对毛主席十分感恩。
1962年，戚本禹从秘书室一科科长的职位被调去担任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群众反映》的主编。他选登了不少可能引起争议的民间来信。这种直率的风格使得这份刊物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毛主席则在《群众反映》上多次做出批示。
政治新星
戚本禹的名字为一般大众所熟知，缘自1963年写成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的军队逮捕后写下的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则认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在学术文章中引用诗词来强化其表达力，这是戚本禹的一个创造。而像其中“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则马上在当年的反修文章中有了若干变体，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语言。比如，“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
戚本禹着手写文章时是1962年底。他从主席的阅读书目中得知主席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自己便找到一些来读，其中就包括《李秀成自述》。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写文章，戚本禹说：“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在秦城监狱写下的材料中，戚本禹还写到了一点：“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之后戚本禹就被派往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去了，这使得他在最初一个月对文章引发的争论一无所知。等他回来才知道，经过《北京晚报》等一些报刊对文章的介绍，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早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博物馆把李秀成的画像一度摘了又挂上；中学教师纷纷表示太平天国涉及李秀成的部分不知道该怎样来讲；中宣部部长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江青做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江青告诉戚本禹，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1964年，戚本禹又写下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按照江青的意思，文章拿给康生来润色。康生建议要连带汪精卫一起批评，这样“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彻底化解了”。于是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苏联的考茨基，在国内引起了更大震动。根据《光明日报》在刊登文章后的统计，第一个月收到各界来稿59篇，其中赞同戚本禹的有27篇；等到第二个月，便有来稿76篇，其中赞同者上升到58篇。
这是戚本禹写政治文章的开始。历史为政治服务，这是当时主导史学研究的思想。精通历史、文思敏捷，又善揣测上意，戚本禹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用武之地。评论李秀成的文章让戚本禹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康生准备向中央办公厅要人，将戚本禹调到钓鱼台写反修文章的理论班子。想不到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给主席打了报告，将戚本禹调到了《红旗》杂志，担任了历史组组长。《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主席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这都预示着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文革”中的急先锋
1965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1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从而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此时，紧跟形势的戚本禹也急忙写下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发表，矛头直指历史学家翦伯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有高于姚文元文章的夸奖。戚本禹回忆：主席在1966年和他的谈话中讲，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这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斗争得出的经验。等到1966年8月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得“造反有理”成为整个“文革”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时，戚本禹才明白主席当初讲话的意味。
1966年5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自杀，戚本禹代替了他的角色。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文革”期间，“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从最早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身份，跃身成为中央首长。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向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代表、各地造反派发表有大约120余次的讲话。戚本禹身材超过1.8米，因为经常抛头露脸传达指示，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胀起来。
戚本禹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它明确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信号。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把它看作“文革”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还是基于戚本禹对于政治的敏感和主席心理的把握——毛泽东曾经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要批判《清宫秘史》，戚本禹找知情人询问，才明白这部片子包含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分歧。文章完成，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例如增加驳斥义和团是暴民胡作非为，以及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这篇文章注定会引起全国和世界注意。周总理提出，刘少奇的问题这样一下提出不好，还是署名个人而不以社论的形式表明官方立场。于是这篇署名戚本禹个人但实际经过集体开会讨论过的文章就这样诞生了。
在学者毕唐书看来，如果说戚本禹早期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还可能具有学术价值，那么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强词夺理，装腔作势”的文章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它充分展示了什么是“文革”式的暴力语言，戚本禹也完成了他从自由学人到“文革”打手的转变。“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这样凶猛措辞。清华大学教授、“文革史”研究者唐少杰认为，这篇文章的厉害程度就在于将刘少奇问题宣告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政治上判了死刑。文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薄一波等300多名原党和国家各级重要干部的大会。会上王光美被强迫穿着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的旗袍、戴着乒乓球串成的假项链，受尽了侮辱。
戚本禹曾经辩解，批斗王光美的时候他一直电话掌控着全局，每过10分钟清华的红卫兵就要给他一个电话来汇报情况，因此批斗王光美时用到的手段，“都是蒯大富他们乱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戚本禹牵涉的其他罪状——如揪斗彭德怀，导致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等，唐少杰评价他是一名冲在最前的“闯将”。“他揣度上意来具体实施，分寸就很难掌握，群众发动起来也难以管控。”
陨落
犹如彗星划过天际，戚本禹在人生盛年达到权力高峰，然后又疾速坠落。导致戚本禹被抓的根本原因仍然被认为是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的余波。1967年全国都掀起了夺权高潮，毛泽东本以为天下大乱才能带来天下大治，没想到在武汉却碰到了钉子。早在1967年三四月份，武汉的两大派系“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之间就有对峙，“百万雄师”实际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群众而成立的组织。1967年7月，毛泽东带着王力等人来到武汉来协调派系关系，王力表示支持“工人总部”，而将“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在7月20日，“百万雄师”的群众冲击主席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将它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
“7·20”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在两个问题上走了极端。一是他们把造反的矛头指向了军队，提出要在军内全面开展“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感到造反派在一切领域的夺权都是合理的，这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特殊领域。《红旗》杂志刊登了文章，“文革”的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转向“军内一小撮”。外交领域，则发生了有损国家声誉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毛泽东意识到造反派全面夺权、党政机构面临瘫痪的情况下唯有军队才能维持稳定，不能夺权；而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更要由中央严密控制。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牵连的人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晚年回忆，主席“抛出”三个人，特别是王力和关锋，确实是出于安稳军队的目的。“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但总体上说，戚本禹并不是能够完全想通自己被抓的原因。戚本禹的逮捕要比王力和关锋晚，并且将王力和关锋带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也是戚本禹来处理的。在王、关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给主席写了信，主席回复：“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仍然以同志相称呼。戚本禹最终没有逃脱囚徒的厄运。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在思索自己被抓谜团时，戚本禹也找过其他原因。比如，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北京图书馆里有人发现了写有“蓝萍”文章的报纸，戚本禹将此事报告给江青时她就很不高兴。后来上海市委又给过戚本禹一批报道江青的旧报刊，戚本禹没有主动和江青汇报，又被她认为是为自己留后路的表现。最后一件事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将一封信汇报给她，说有人冒充她，还声称自己参加过军统。后来作为阎长贵领导的戚本禹细看，才发现那是一名叫“江菁”的演员写来的信，只是说她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了批斗，希望江青能够看在都为演员出身的背景上能够帮助她。江青那时已经不愿意听戚本禹解释了。戚本禹回忆，江青最后单独请他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普希金的作品，内容说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青年千方百计要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阎长贵不久之后也被抓了，抓之前同样受江青邀请看了场电影，是《一仆二主》。
在史学家看来，戚本禹的结局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冲锋陷阵的人，也就会成为最早的牺牲者。“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对于运动进行的形式和速度，是有一种把控的。他经常引用一句湖南的谚语，叫作‘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就是说草鞋是比着脚来打的，走哪算哪，但是大概的形状是有的。”唐少杰说，“从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文革’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毛泽东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了，要从混乱走向秩序。所以你看到第一阶段的风云人物，无论是戚本禹，还是蒯大富、聂元梓他们，都是慢慢被消解掉了。”
一生的烙印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时戚本禹在监狱里已经被关押了15年，他在3年后出狱。18年的牢狱生涯，正好相当于他在中南海里平步青云的18年光阴。
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在1988年第一次见到了戚本禹。“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叶永烈在《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一书中这样记录。出狱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喜欢历史，叶永烈看到的是他正在办公室里写书的景象。
戚本禹陆续以“戚文”或是“司马琪”的笔名出版了一些和传统历史文化相关的图书。《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和《三国人物论》就是戚本禹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的一套历史书籍。责任编辑褚赣生说，戚本禹充分利用了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便利条件，对他读史论人有比较深的体会，也能将他的观点渗透在自己的写作当中。“这套书的一个特色就是把毛泽东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点汇合在一起，配了大量他的读史手记。毛泽东读史擅长活学活用，撇去影射政治不谈，有着不少高明之处。”褚赣生认为戚本禹的写法仍然带有毛时代的烙印，比如会拔高农民起义的地位，或者推崇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去看一种综合力量，“不过瑕不掩瑜，能看出作者还是具备一定的历史修养”。
戚本禹当年对叶永烈说，他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他断断续续在写和“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这场运动合理性的肯定，有对领袖的效忠和辩白，就是缺乏对“文革”悲剧根源的思考，以及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歉意。他对“文革”的反思有限，始终坚持毛的本意是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运动，由于执行的偏差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才会导致失败。
齐鲁出版社总编辑孙言诚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戚本禹后感到他的口述很有价值，想以此为史料来做“文革史”的专题研究。在写下一篇《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的记述后，两人却产生了罅隙，无法继续合作。孙言诚的文章中引用了何载的女儿，以及戚本禹两方面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八司马”把何载等人打成“右派”，是极“左”的表现；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反右’与‘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是事实。”孙言诚这样写道。戚本禹则不能接受这篇文章参考其他人的回忆，他认为他提供的才是最可信赖的叙述。
2008年，戚本禹在朋友的陪伴下重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在1968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告诉朋友：开国大典时，他是青年团校的学员，就站在国旗杆下；成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人员后，他在观礼台服务；到了“文革”初期，他终于能够站在城楼上见证领袖接见红卫兵……戚本禹久久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 丘濂 实习记者 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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