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硝烟里的“女谍”迷云——一个家族的乱世传奇
与一本畅销书的偶遇，让谭爱梅无意中探进了一个被封存已久的秘密，也开始了寻找西半球另一个谭家的历程。那些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背后，涌动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动荡与苦难。
偶然
回想起来1991年前后，在纽约著名连锁书店B&N的橱窗里，摆放着当时最畅销的一本书：Opium Tea（《鸦片茶》）。封面是一个女人的侧面，一半暴露在强烈的光线下，一半隐没于无边的黑暗中，似乎隐喻她神秘莫测的人生。轮廓鲜明的脸微仰着，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她就是小说的作者Bianca Tam。每次经过书店，谭爱梅就会习惯性地往橱窗里瞥上两眼。“还奇怪作者后面的姓怎么和我的一样，都是Tam（谭）。”
就这样熟视无睹了一段时间。那时的谭爱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本静静置放于橱窗里的书，有朝一日会和自己产生深刻联系，并由此打开一段曲折复杂而又令人唏嘘感慨的乱世家族传奇。
谭爱梅的丈夫杨诚在联合国工作，他和作家张北海是多年同事兼好友。某个周末，杨诚到秘书处值班，闲来无事时，顺手拿起了张北海桌上的一本英文书翻看起来。翻着翻着，杨诚突然看到里面有一张结婚照，男主人竟然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张面孔——虽然杨诚与谭爱梅结婚的时候，岳父早已去世，但杨诚还是一眼认出，结婚照上的人不就是谭爱梅的父亲谭展超吗？可是站在他身边的新娘却是一个地道的外国人，即是《鸦片茶》的作者贝安加·谭。杨诚赶紧抓起电话打给谭爱梅，问她是否知道父亲有过这么一位叫贝安加的太太。电话那头的谭爱梅起初一头雾水，直到听完杨诚在电话里的简略介绍，她才明白个大概。
《鸦片茶》一书的封面，有一句很耸动的宣传语：“世界上最性感间谍的国际畅销回忆录。”封底上则写：“绝无仅有的女人，贝安加·谭，绝无仅有的一本书。”这是贝安加根据个人经历写的一本小说：15岁那年，贵族出身的贝安加在家乡都灵与中国留学生谭展超一见钟情，不顾家庭反对而结婚。1938年，贝安加不顾中国已陷入战火纷飞的危境，携两个年幼的孩子，陪谭展超一同回到中国。谭展超随后入孙立人麾下，在贵州都匀受训。在都匀期间，贝安加发现谭展超爱上年轻貌美的女护士，她一怒之下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贵州，一路辗转到上海，在那里，她又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为了维持生活，她逐渐成为周旋于各方力量的交际花，也涉足黄金走私，利用广州和上海的黄金差价来赚钱。抗战胜利后，她被美方指控为间谍，成为轰动一时的“美女间谍”，险些被判死刑，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自救与他救，最终被无罪释放。回到欧洲后，她重新开始人生，意外地成为迪奥的模特，此后她又有数次婚姻，还曾远嫁中东，又成为战地记者，为意大利某周刊报道海湾战争……1985年，贝安加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回忆录《鸦片茶》，轰动一时。
读完这本书的谭爱梅内心翻腾了好一阵子，久久无法平静。虽然这本《鸦片茶》的“小说”性质，表明其中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其主要经历是确凿无疑的：爱梅的母亲何懿娴就是书中谭展超移情别恋的女护士；更令谭爱梅惊讶的是，贝安加在书中几次提到，她被无罪释放后，几次寻找谭展超未果，直到写这本书为止，贝安加一直以为谭展超早已死于中国内战的东北战场。而真实生活中的谭展超后来又追随孙立人到了台湾，1960年病逝。
1991年9月的一天，谭爱梅给出版《鸦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写了封信，信里她做了自我介绍，又详细介绍了父母亲后来的经历，表示自己很希望有机会和贝安加见面，希望出版社将信转给贝安加。但信发出之后一直没有回音。转眼一年多过去。1993年初，正在纽约家中工作室捏陶器的谭爱梅，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电话，对方自报姓名：“我是贝安加·谭，我正在纽约曼哈顿。”谭爱梅大吃一惊。她和丈夫杨诚立即赶到贝安加下榻的曼哈顿罗斯福酒店去见她。
在酒店大堂，谭爱梅一眼认出了贝安加。奇怪的是，之前毫无联系的两个人初次见面，竟然一点陌生感都没有。贝安加一见到谭安梅，就紧紧地搂着她，仔细端详她，似乎想从她脸上找到她往昔熟悉的气息。端详了一会儿，贝安加脱口而出：“你长得真像Leo！”——爱梅知道，那是父亲谭展超的天主教名字。晚年的贝安加依然明艳动人。1993年1月，她还作为嘉宾，赴美国参加克林顿总统的就职仪式
贝安加告诉谭爱梅，她很早就收到了出版社转来的信，但她当时受罗马一家杂志社的邀约，去科威特采访海湾战争，因而暂时没有联系谭爱梅。此时已经年逾七旬的贝安加仍精力旺盛，就在谭爱梅夫妇到来之前，她还忙着打电话同一个出版商接洽她第二本回忆录的英文版，可惜未等这本书写完她已去世。
雍容华贵的贝安加散发着一种令人魅惑的气息，酒店里的工作人员看到她，都毕恭毕敬地喊她“Countess”（女爵）。贝安加这次来美国东部是应邀参加克林顿就职典礼的。这次纽约之行，贝安加在谭爱梅家住了一天，两人坦诚聊了很多往事。
纽约一别后，贝安加又消失了近半年时间。7月的一天，谭爱梅突然又接到贝安加打来的电话，邀她到自己西部的家小住。贝安加的房子在圣地亚哥附近的阿尔卑（Alpine）。房子特别大，里面所有的家具，收藏的古董、绘画、银器等，都是贝安加用集装箱，用一艘船完整无缺地从罗马运来的。十几个房间，分别摆设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董。“邻居说她都快80岁了，还自己爬楼梯上房修瓦。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自己做。”谭爱梅由衷地感慨，“贝安加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人。”
有意思的是，谭爱梅注意到，贝安加有意把6个丈夫的物品分别摆设各自成间。谭展超的一间是面对客厅最正中的一间，有精致木雕的大玻璃书柜和一个大书桌，书柜上方横挂着一幅八仙过海的织锦。贝安加告诉爱梅，那是她的父亲和自己结婚时祖母送的喜幛，她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将近60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第一次纽约见面时，贝安加就告诉谭爱梅，自己得了肝硬化已经40年，估计也时日无多。但是贝安加脸上一点也看不出被病痛折磨的迹象，不但如此，她对自己的形象依旧一丝不苟。在阿尔卑第一次出门散步时，爱梅注意到贝安加的首饰很特别。贝安加说，从纽约回到洛杉矶后，她去一家大医院看病。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她问医生大概花多少钱，医生说7000美元。贝安加一笑，起身离开了医院，走进对面一家珠宝店，径直花了7000美元买了这套首饰。说这话的时候，贝安加还是一如既往地有点小调侃、小得意又不驯服的神情。是啊，遥想当年，战争、贫穷、离别、牢狱都没让这个看起来娇小的女性屈服，现在，疾病岂能让她放弃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谭爱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她与贝安加的最后一面。其实此时的贝安加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仅仅3个月后，贝安加就带着她的爱恨情仇，她的所有故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异国之恋
关于父亲，谭爱梅的记忆并不完整。父亲谭展超去世的时候，谭爱梅只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谭展超191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沙田村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在乡村读完小学之后，家里把他送到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Boys’School）。拔萃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历史悠久。香港不少政商名流都在此校毕业，最有名的学生是1883年9月入学的孙中山。
“谭家主要是以屠宰业为生，祖母把父亲送到拔萃学院，是希望他好好学习英文，把我们家的生意做到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谭展超的志向是学军事。1927年高中毕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前往意大利，此后在意大利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习生涯：1928年，入意大利陆军军官学校；1931年，入意大利陆军骑兵专门学校；一年后又考入意大利山兵专门学校学习。
1935年10月1日，谭展超以上尉军阶考入都灵的意大利陆军大学读书，为第65期学生。有一次，他跟随他的好朋友、军校同学安东尼奥参加舞会，结识了安东尼奥的表妹贝安加。贝安加是意大利贵族出身，父亲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的高级官员，母亲来自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有女爵封号。谭展超对这位美丽活泼的意大利女郎一见钟情，贝安加也被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谭展超迷住了，两人迅速坠入情网。但是这段异国恋遭到贝安加父母的强烈反对。但贝安加态度坚决，甚至不惜与父母决裂。无奈之下，疼爱女儿的父亲也只能让步，安排他们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举行婚礼。
1936年10月7日，贝安加披着美丽的婚纱，如愿以偿嫁给了26岁的中国留学生谭展超——贝安加的年龄在她后来的岁月中一变再变，渐渐地也成了一个谜团。如果按照她去世后家人所拟的讣告显示，她出生于1916年，这一年她20岁。但这似乎是一场不被祝福的婚礼，只有冷冷清清几个人参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谭展超做伴郎兼证婚人的，叫孙乾，他是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孙子，当时也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他无意中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婚礼过后，他们开车去度蜜月。缠绵的男欢女爱，还少不了一贴催情剂，这也是书名《鸦片茶》的由来。隔年3个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玲珑格（Lylongo）便呱呱坠地。1938年5月，第二个孩子强纳生（Jonathan）在都灵出生。
1938年7月1日，谭展超从都灵的陆军大学毕业。但此时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气氛令谭展超很是不安。此时德国已与意大利签订同盟条约，形同柏林―罗马轴心，他的军校同学，甚至包括他的好友、贝安加的表兄安东尼奥都对此兴奋不已，他们也希望日本在亚洲战场获胜，将来意大利和德国、日本结盟，征服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谭展超无法忍受这样的论调。另外，抗战前夕，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赴欧美考察军事，其间曾访问过意大利陆军大学，而谭展超因成绩优异，被选为学生代表陪同校长接待蒋百里，谭爱梅说：“父亲后来执意回国投身抗战，也是受蒋百里感召。”当时蒋纬国以少尉侍从官的身份，陪同蒋百里访问，由此也与谭展超结下一段缘分。
从都灵到都匀
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艰难的反侵略战争，谭展超执意回国，尽一名军人的天职。贝安加也十分支持丈夫的决定。此时的贝安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如果跟随谭展超回国，她就要放弃在意大利相对优越的小妇人生活。但对丈夫的爱让她没有一点犹豫——在父母忧心忡忡的目光中，她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强纳生乘船，前往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的东方。1938年秋天，他们从香港上岸。此时的贝安加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谭萍国”。
省亲结束之后谭展超就到重庆报到。虽然他报国心切，但分配工作的过程似乎不太顺利——谭展超在意大利学的是山岳作战兵科，而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这个兵种。此时怀了身孕的贝安加后来到香港一家法国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尤拉（Yula）。但小婴儿不幸患了胸膜炎，死在法国医院的急诊病房——这大概是异域生活给贝安加的第一个“下马威”。
1939年，谭展超遇到了对他未来军事生涯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孙立人。1937年，时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的孙立人在淞沪会战时身受重伤，他被宋子文安排到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养伤。后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有意重建税警。在德籍顾问斯坦因的建议下，孔祥熙决定起用孙立人重建这支队伍。于是孙立人开始招兵买马，重整旗鼓。这支新部队更名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
1938年3月，缉私总队在长沙成立，孙立人为总队队长。第二年，到香港公差的孙立人，遇到了谭展超。也许是因为有共同的留洋学习军事的背景，两人虽初次相见，却相谈甚欢。广纳贤才的孙立人趁机邀请谭展超到缉私总团工作，并许以少校之衔。谭展超于是加入了孙立人缉私总队，这成为他终生追随孙立人的开始。谭展超在缉私总队担任山地作战和骑兵训练教官，教导马术和攀爬悬崖峭壁的各种技能。
1940年11月，缉私总队恢复税警总队番号，孙立人任总队长。改编后的税警总队兵力已增加到6个团。经过孙立人两年多的苦心经营与训练，它已成为一支精锐之师。第二年，税警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38师，孙立人任师长。原税警总队的直属部队，成为师直属部队。谭展超顺理成章地留在师部，成为孙立人身边的作战参谋。
情变
当谭展超终于找到将报国之志付诸实处时，贝安加也继续着她夫唱妇随的生活。她和谭展超把家安在离营房不远的一个简陋木板房里。《鸦片茶》里，还有一张身着运动衣的贝安加打网球的照片，背景是密密麻麻的围观者。可以想见，她在贵州都匀这个穷乡僻壤的中国西南角，是多么特殊的存在。
1940年4月，24岁的贝安加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为了纪念因患胸膜炎夭折的婴儿，她让第二个女儿继续沿用“尤拉”这个名字。
但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意外让贝安加的生活从此发生彻底的改变。贝安加在《鸦片茶》里描述，从谭展超“凝视着坐在医护营房门边的一个护士的眼神”，她立即感觉丈夫与这位女护士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贝安加的直觉没有错，此时的谭展超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就是谭爱梅的母亲何懿娴。
比谭展超小7岁的何懿娴出生于香港小康人家，父亲在铁路局工作，是位工程师，母亲是位教师，中年早逝，父亲再娶。何懿娴很早就离家，考上了香港圣玛利诺医院的护理学校。毕业之后，何懿娴就一直在圣玛利诺医院工作，一直做到护士长。抗战爆发后，她放弃香港的工作，来到都匀。
母亲去世若干年后，谭爱梅曾去加拿大拜访何懿娴当年的闺中密友芬妮。芬妮告诉谭爱梅，何懿娴当年被誉为圣玛利诺医院的“院花”，因为她容貌靓丽、成绩好又做事勤快，当年追求者甚众。“我在加拿大找芬妮谈时，她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告诉她，说我爸爸带她去参加舞会——那时她们在香港圣玛利诺医院工作。”谭爱梅后来才知道，谭展超与母亲的哥哥都是香港拔萃中学的学生。“我猜想早在我父亲在香港读书时他们就认识了，只不过那时候母亲还小。等到父亲结婚回中国时，我母亲已经出落成大姑娘，有一种成熟的美。”至于何懿娴是否因为谭展超才到的都匀，则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心高气傲的贝安加怎么能接受自己是这场感情失败者的角色？也许对她来说，与其等待那个男人最终离她而去，还不如自己先离开这个背叛她的男人。而陷入情感纠葛的谭展超也许只能看着刚烈的贝安加转身离去。1941年夏天，谭展超陪着她带着孩子们离开都匀，先回香港。但香港当局认为贝安加的护照不合规，不许她们母子留在此。贝安加决定一人带孩子们前往上海。此时她又怀有身孕，但倔强的贝安加赌气带着孩子和女佣，在战火纷飞下，乘坐一辆卡车先到达桂林，转机香港，最终抵达了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
上海与蓝姆伽
在上海，贝安加开始了她一个人的冒险。她是一个母亲，残酷的生活要她一人担负起养育几个孩子的重任。1941年10月，贝安加在上海耶稣医院，生下了又一个女儿艾洛玛（Aloma）。此时，她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5岁，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贵州女仆和上海阿妈，除了开销大，还要缴付医院生产费用。谭展超临行前让她带的港币也很快用光，由广州汇到上海中央银行的钱也不够用。但贝安加不想让父母知道她的窘境，她家人也不知道她身在何处。
两个月后，举世震惊的珍珠港事变爆发。此后，上海的气氛变得格外诡异，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外交使节团，钩心斗角，尔虞我诈，都在尽一切手段互相套取对方的情报。《鸦片茶》中描述，她结识了一位举止有欧洲风味的中国女人，经由这个女人的介绍，她变成周旋于外交官社交场合的一名交际花。南京汪伪政权外交部的一个特别顾问、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官黑田中校通过那个中国女人，要求跟她见面。黑田向她出示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航空大队队长陈纳德的照片，要她说明陈纳德在都匀停留的时间、飞机跑道建在哪里等等。她如实说出后，黑田给了她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还邀请她参加第二天德国大使馆举行的为希特勒祝寿的宴会。
而在遥远的另一方，此时的谭展超已经踏上了赴异国征战的艰辛历程。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因为东南沿海全部被日军控制，中美决定组成一支远征军，打通滇缅线。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成立，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孙立人的新38师隶属张轸的第66军。当月，他们从都匀出发，徒步行军到千里外的贵州西南角兴义，举行了誓师大会，并继续行军到中缅边境的小城——云南安宁。3月27日，在晨光熹微之中，新38师依次登上停在滇缅公路旁的350辆卡车，踏上跨越国境之旅。
4月，孙立人的新38师参加了曼德勒会战，其间又在仁安羌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7000英缅军。但因指挥系统混乱，新38师的优异表现无法阻止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的溃败之势。在日军已截断中国军队归路的不利形势下，孙立人当机立断，带领新38师踏上向西撤往印度之路。而执意回国的杜聿明则把部队带入了人间地狱野人山，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1942年5月27日，新38师走出林区，抵达印度，军容整肃，锐气不减。而后，他们与新22师进驻印度蓝姆伽训练基地。在蓝姆伽，谭展超以师部高参的身份，主要担任特种兵训练班的教官，他教导的科目是骑马战术和丛林战术。这些都是训练班的必修科目。后来有些文章形容孙立人的部队来自五湖四海，戏称他手下有“八国联军”，即指孙的部属中来自欧美著名军校的毕业生，“八国”中来自意大利的就是谭展超。
当谭展超在缅甸前线作战时，何懿娴曾在美军野战医院担任护士。后来因为怀有身孕，何懿娴转到昆明第95战地医院任职待产。1943年2月1日，她与谭展超的第一个女儿谭友梅在昆明出生。
尴尬的重逢
弥漫的战火，将谭展超和贝安加两人之间本就脆弱不堪的那丝牵系，撕得更加粉碎。他们踏上各自的命运轨道，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渐行渐远。
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凭借着美貌和特殊的出身，周旋于各方势力的贝安加逐渐成为上海滩的社交名媛。可是贝安加的内心不是没有纠结与自我拷问，有一次她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内心极度恐惧，但一看到孩子们，“谋生”的念头就压倒了一切。她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活下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又经历了一次丧子之痛——强纳生在法租界的公园里被一条流浪狗咬到，染上狂犬病而死。
此时，贝安加还没有最后放弃谭展超——她后来在庭审上说，1942年11月，她离开上海乘商船到香港，打探谭展超消息。谭母告诉贝安加，谭展超已回到内地；贝安加在广州遇到了谭展超的一位朋友，对方告诉她谭展超已死。
贝安加并不知道，此时的谭展超在蓝姆伽与他的新一军战友们卧薪尝胆，他们很快就发动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复仇之战。从1943年10月起，在反攻缅北战役中，焕然一新的新一军一路推进，将素以凶悍著称的日本第18师团久留米师团打得无还手之力。1945年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缅公路。1945年4月，完成缅甸反攻任务的新一军分批回国，列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建制。此时的谭展超应该沉浸在国家胜利与生活幸福的双重喜悦中——6月13日，他与何懿娴的第二个孩子谭雄飞在广州出生。
1945年9月，新一军参加了广州受降仪式。受降仪式刚一结束，孙立人就下达命令，立即着手筹备修建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孙立人极度重视此事。他郑重其事地沿用在印缅战场上高空侦察的方法，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于广州上空视察，亲自选址，最后选定了广州市郊白云山麓的马头岗。
新一军阵亡墓园的建造，所有经费都是官兵自掏腰包捐献的，没有动用政府分毫。工程的人力来自征调的600名日本战俘——“二战”胜利之前，孙立人曾访问欧洲战场。在德国与巴顿将军会面时，孙立人见到巴顿指挥德军战俘服劳役。受此启发，孙立人下令从日军集中营中征派战俘，在广州修建新一军纪念碑。
1945年下半年，也就是谭展超按照孙立人指令，每天派出一个工兵连押解600名日本战俘到白云山麓修筑新一军公墓的时候，他却陷入了一件令他无比尴尬的窘境。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报纸，都在报道这样一个消息：国军将领谭展超的意籍妻子因间谍罪被抓。
值得一提的是，贝安加当时被关在广州市郊的沙面战犯拘留所——日本投降前，沙面是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宣布投降后，沙面是新一军受降部队在广州的登陆地点，也是新一军指挥部所在地。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阶下囚，曾经一对恩爱夫妻，竟然以这样方式相逢于广州，真令人感慨命运无常。
身陷囹圄
贝安加在《鸦片茶》里说，日本宣布投降后，她在上海认识的那位中国交际花，劝她迅速逃离中国，但她不以为然，想留下来等待谭展超的消息。据后来接受审问时的证词，贝安加从一位自印缅战场回来的美国军官口中探知谭展超尚健在，且已随新一军返粤驻防的消息，“喜出望外”，辗转请求汤恩伯代为打探进一步消息。
此时的贝安加没想到，她早被美方情报人员盯上。对贝安加的指控，是由美国战略情报署（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CIA的前身）的葛雷中尉检举的。葛雷当年显然把“女谍贝安加”当成一个要案来办。他与同事菲洛尔合撰了两份报告，由包含贝安加口供在内的9份侦讯笔录组成，内容包括替日本人搜集情报、走私黄金美钞、男女关系混乱等等。证人组成来源也非常“国际化”：除一位中国籍外，其余7人分别来自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国——幸运的是，这些档案如今都完整地保存在广东省档案馆里。台湾“中研院”研究员罗久蓉据此写了一篇很详尽的文章，收录于《她的审判》一书。
关于贝安加替日本人从事间谍工作的指控，葛雷最主要也是对贝安加最不利的证据，来源于一位名叫约瑟夫·埃宁（Joseph Ionin）的证词。当时，沦陷后的上海警察局外事组，实际上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情报单位，即所谓的斋藤机关。埃宁即是为斋藤机关工作的俄籍间谍。根据埃宁的说法，上海沦陷后，斋藤机关专责搜刮上海外侨的产业，手下雇用许多外籍人士，他和贝安加都在其中。他们凭借过去在外侨社群中建立的人脉，掌握外侨从事黑市金融交易与非法财产转移的消息，将信息提供给斋藤机关，从中取利。
从葛雷提交的证词不难看出，他对贝安加是充满厌恶的。他请第二方面军上校科长汤炎光提醒张发奎，贝安加是一个既“投机”又“危险”的女人。报告所呈现的只是他们目前掌握情报的“一部分”。
接到葛雷的报告后，广州行营方面将贝安加的身份定位为“国际间谍”，开始了对贝安加的审讯。广东档案馆保存的原始记录显示，贝安加对间谍指控全盘否认。她的证词记录反倒勾勒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独自抚养几个孩子的异国女子，为了生活而颠沛流离、忍辱负重的辛酸景象。
贝安加在庭审口供中说，她多次因国军家属身份被盘查，甚至被告知已被日本宪兵队列进重庆特务黑名单，行动受到日方监视。因为经济来源断绝，生活陷入困境，她独自一人到香港打听丈夫下落，从谭展超母亲那里得知丈夫已入内地，遂赴广州向法国领事西门申请签证。在广州，从谭展超朋友那里听说谭展超已被日本人杀害，悲痛之余，只能北返。从贝安加的审讯记录来看，她正是在此次广州之行中结识了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的领事菲利浦·西门。从1943年起，贝安加与西门同居。她承认利用与西门的关系，此后多次往返上海与广州，利用广州和上海的黄金差价转手牟利，并从中赚取35%佣金的行为，而对其他指控都是否认的。
营救与自救
当贝安加以“战犯”身份，被移送到中国监狱之后，她开始意识到情况可能真的不妙。据留在广东档案馆的纪录显示，贝安加是唯一与海斯等纳粹党人同列于“纳粹间谍及协助日本之外籍嫌疑犯名单”而被逮捕的意籍人士，也是唯一的女性战犯。海斯是在华南主持谍报工作的德军大尉，直属上海阿尔哈尔的德国特务总机关。她开始想到向父母求助。贝安加后来也向谭爱梅坦陈，如果不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本来以我的个性，是绝不会这样做的”。
谭展超也是第一时间知道贝安加被捕消息的，他立即向他的长官孙立人做了汇报。孙立人显然意识到此案的重要性，档案显示，就在葛雷的报告送到第二方面军的第二天，1945年12月13日，张发奎就收到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信。信中说：“……查BIANCA确与谭展超结婚多年，已经生男育女，前随谭展超客居都匀军需时，尚属善良……”
除了对贝安加的身份做了背书之外，更重要的是，孙立人以贝安加间谍嫌疑案的犯罪侦讯地点都在广州市为由，向张发奎的广州行营申请，希望本案能由中国法庭审理。孙立人致张发奎公函的背后，显然是谭展超的推动，也表明谭展超救贝安加心切，不希望贝安加案变成超越中方控制、由盟军主宰的审判，如果那样，贝安加将陷于极大被动状态。
“除了我父亲出力，你自己做了什么？”1993年贝安加住在谭爱梅家中时，她曾这样问过贝安加。“我不停地吵闹。”她回答。根据广东省档案馆的资料，当时“不停地吵闹”以致身心崩溃的贝安加，被认定“神经错乱”。1946年3月，她被送到了广州博济医院。
微妙的是，在《鸦片茶》里，贝安加写道，当她被关到战犯拘留所时，第一个来探望她的，是一位女护士。凭着女人的直觉，贝安加立即判断出对方的身份——“情敌”何懿娴。何懿娴自我表明是护士后，替贝安加做了基本的身体检查。两个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相见气氛平和友好。何懿娴还告诉贝安加自己已为谭展超生了一个男孩子，肚子里还怀了一个——真实生活中，这是何懿娴与谭展超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后来在沈阳出生的谭爱梅。
贝安加此时的感觉无疑是复杂的：当她从何懿娴嘴里得知她与谭展超并没有正式结婚时，她还是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欣慰甚至优越感。尽管夫妻缘分已尽，不知出于内疚还是念及往日的情分，这段时间，谭展超无论在给孙立人的报告还是对外接受记者采访，依旧不离不弃，不但在名义上确认贝安加的妻子身份，也在名誉上加以维护。
贝安加后来坦率告诉谭爱梅，意识到情况比想象的糟糕之后，她开始寻找生路。“我想是不是尝试利用女人的特点来求生。”贝安加想到，如果怀了孕，也许会为自己留一条生路。
“在博济医院的病房内，父亲成了她最大的计划。”谭爱梅说。在《鸦片茶》里，贝安加是这样写的：谭展超送她一瓶带有薰衣草气味的香水，这是带有两人缠绵悱恻感官记忆的礼物，它再次将两人的激情推向高潮。炙热而缠绵的情爱，令她意识到两人的独特爱情从未消失……
“我想贝安加的最主要的动机是求生，当然不排除她对父亲仍有感情；至于父亲，贝安加毕竟是他的合法妻子，几个孩子的母亲。”虽然讨论父亲与两个女性的情感纠葛多少令谭爱梅有些尴尬，但她还是用超然的态度，来尽量体会他们当年的情感世界。她猜测母亲对此是知情、默许的，这出于对贝安加的愧疚，也出于对父亲谭展超的关爱。她知道他在为贝安加的性命担忧，如果此举能让贝安加免于一死，她不会阻拦他的。
真实生活中的贝安加如愿怀了孕，“用女性的身体对抗法律”，这也许是她所能想到的自救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一招。1947年3月27日，贝安加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她把他取名强纳生，小名强尼（Johnny），以纪念在上海因狂犬病而不幸去世的强纳生。
贝安加案几经推演，形成这样的局势：如果能证明贝安加与中国人有婚姻关系，便可认定她有中国籍，如此即可以“汉奸罪”而非“战犯罪”论处。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为他们做证婚人的孙中山的侄孙孙乾，此时已出任广东中山县县长。1947年4月，孙乾出示公文，证明贝安加当年嫁给了谭展超。
贝安加案自一开始便备受舆论关注。美貌、阴谋、爱情、背叛……这个案件富有太多值得传播的要素，又因为涉及人员身份之复杂，更增加了它的舆论关注度。
1946年3月27、28日，《申报》连续两天报道贝安加的间谍案，也发布了谭展超为贝安加公开申辩的内容。《申报》称谭展超再三说贝安加是因为美貌而招祸，这样很容易使这个间谍案转变为桃色新闻案情。从《申报》记者《一位聪明美丽的意大利女郎：女间谍贝安卡》的报道口吻便能看出当时那些看客们的心态：“……她，尖长的脸庞，两颊绯红，那双蓝中带黑的眼睛，有若秋水盈盈，衬托着那柔软的金发，一种妩媚的姿态，确实是极富诱惑感的天生尤物。那时她是躺在床上，盖着一床白被单，露出了一双雪白的臂膀。”
更扑朔迷离的是，贝安加在审讯中又指控葛雷对她的指控动机不纯：“到广州后，他说我面貌好，曾向我追求，我不允，所以诬告为间谍。”此外，贝安加还说葛雷将她关押后，她随身携带的35两黄金以及5000美元都不翼而飞，意指葛雷为了贪这笔钱而陷害她。葛雷又反指贝安加诬告……这些细节更增加了这桩“美女间谍案”的热度。
贝安加在《鸦片茶》里把自己命运描述得极富戏剧性：她被中国法庭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法庭宣布了蒋介石的特赦令，免除她的死刑，但她必须在60天内离境——实际上，经过两年诉讼，1947年11月25日，广东高等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将贝安加无罪释放。
在《鸦片茶》里，贝安加将自己的得救也归因于宗教力量的运作。她说自己的母亲是教皇的侄女，经母亲的努力，教皇已令梵蒂冈发电报给广州教区主教，请他就近给予贝安加必要的关怀。她母亲从梵蒂冈得到一个令人鼓舞的讯息：南京教区的于斌主教已被教廷任命为中国首都总主教，也许可以通过他向蒋介石当面提出赦免的请求。广州教区的法籍主教也探望她，给她鼓励——但当年这起中国间谍案中是否真的惊动了远在梵蒂冈的教皇，我们不得而知。
人生不相见
谭展超并没有等到他与贝安加在特殊情境下孕育的那个小生命的降临。因为此时的他，已接到随部队奔赴东北战场的命令。即将离开广州的谭展超还是给贝安加留下他最后的支持——他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了一张证明信，承认自己是贝安加腹中孩子的父亲。这份类似证明信的便条至今还存在广东省档案馆里。
作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谭展超所在的新一军是第一批投入到东北内战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孙立人把谭展超所在的搜索营提为团级，谭展超成为骑兵团团长。何懿娴也跟随谭展超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转到沈阳军医院工作。1947年11月21日，即贝安加在广州接受法庭审讯前两天，何懿娴在沈阳生下她与谭展超的第三个孩子谭爱梅。
在东北战场，孙立人与杜聿明失和。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把孙立人调离东北战场，按魏德迈建议，让孙立人出任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选择到台湾练兵，他带了一批从缅甸转战东北的旧部，谭展超正是其中一位。
1947年底，贝安加获释。此时的她仍不死心，她写信给新一军指挥部查询，接到的回电说，谭展超已在东北的一场战役中“阵亡”。这个消息彻底斩断了她与中国的联系。万念俱灰之下，贝安加回到上海，接回寄养的孩子，在一个同情她的犹太成衣商的资助下，乘船回国，永远离开了爱恨交织的中国。
贝安加并不知道，此时的谭展超已追随孙立人到了台湾，在台南一隅开始训练新军。孙立人以陆军训练司令部总司令的身份，在凤山主持“陆军第四军官训练班”。谭展超任陆军第四军官训练班特兵总队少将队长，兼骑兵大队队长。谭展超最小的儿子谭杰飞就是在嘉义出生的。
到了台湾后，谭展超把家安在屏东青岛街的眷村里。“这一片都是比较高级的日本人的官邸。住在这里的人，官阶都比较高。”谭雄飞则记得，有时候父亲骑着马回家，身材高大的他骑在马背上，显得威风凛凛。青岛街的日式住房，当初院子里的围墙是矮的，每逢庆生或聚餐的场合，父亲的同僚和长官骑着马来，把缰绳拴在围墙顶层的砖上，这画面想起来是何等豪迈。
有时候，谭展超也带回吊绳之类的爬山工具，教几个孩子爬树、摘龙眼。对谭爱梅来说，童年记忆里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则是父亲带她去拜访孙立人的家。“我记得那时我还在上幼稚园，有一天，我爸爸骑脚踏车回来接我，我那天碰巧穿得很漂亮，穿着小皮鞋、白袜子。父亲换上便服，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前面，载着我来到一栋白色的大房子前面，爸爸说这就是孙将军的家。我记得院子很大，里面有很多树，然后来了一个传令兵，带我们进屋。没想到大理石地面非常滑，我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摔出去了……定下神来抬头一看，好大的厅堂，有两个穿着白围裙的女家庭工作人员。孙将军站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
现在想起来，只可惜，那是风暴来临前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
1955年，震惊中外的“孙立人案”爆发。孙立人一手培训起来的“第四军官训练班”自然成了这场政治风暴的重灾区。部队全面收缴与孙立人有关的任何照片与文字图片，孙立人的旧部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调遣。作为多年的老部下，谭展超被连降两级，从少将变成中校，而且无法再带兵。由于他有山地作战的学识和经验，谭展超被派到台中谷关去创办一个山地寒地作战训练中心，他出任总教官。谭展超也曾想转到外交领域，但申请一再被驳回，他最终也心灰意冷。
到了1957年左右，大陆开始搞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运动。对岸的蒋介石认定大陆必定会发生大规模动乱，于是重提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反攻计划”分南北两线。南线战略是从大陆西南的滇缅山区进入，北线战略是从朝鲜半岛切入，这就需要寒带作战的技术与装备。经蒋纬国的推荐，谭展超获派赴美考察寒带作战技能术。
其实此时的谭展超到美国还有另外一层诉求。谭展超两年前发现自己患了咽喉癌，到美国不久咽喉癌复发。谭爱梅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在出国接受治疗前，曾在医院通过放射疗法把病情一度控制住。但父亲坚信西医，想去美国把病彻底医治。
小学六年级的某一天，放学之后，爱梅一进到家，就发现家里的气氛颇不寻常。只听到不少人声聚集在母亲的卧房里谈论着，然后是母亲的啜泣声……1960年3月9日，谭展超在华盛顿特区的海军医院去世，当时他还不满50周岁。谭展超的遗体从美国运回台湾时，因为他身材高大，铜棺的尺寸过大，必须撤除飞机内部的一些装备，才能把铜棺运送回来。遗体告别会上，谭展超的长官朋友部下无数，年幼的爱梅只能顺着队伍走过棺边，静静地凝视着父亲的遗容5秒钟，这是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两个女人
葛雷当年在对贝安加的指控词里写了这样一段充满鄙夷与不屑的话：“谭萍国（贝安加的中文名）曾告诉我们，她一直想成为一个女作家。事实上，她一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依照自己的幻想肆意演出各种虚构角色的浪漫乐章。她一生都活在虚构与欺骗中。在中国监狱写下生命最后一章，对她来说，或许可以说是适得其所。反讽的是，在所有被她欺骗的人当中，她自己却是最大的受骗者。”
现在看来，葛雷的断言下得太早、太武断。贝安加不仅没有在中国“写下生命最后一章”，反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开始了精彩人生。回到阔别近10年的欧洲，贝安加将孩子们送到瑞士的一家寄宿学校，自己前往战后的巴黎找工作。由于她在上海法国人开的服装店有工作经验，一个裁缝师聘用她担任特别助理。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名叫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的裁缝师，也就是后来成为国际知名服装品王国的主人。贝安加后来回意大利也开了服装店。
包括谭展超在内，贝安加一生一共结了6次婚——贝安加曾给谭爱梅看过照片，后面的两任都比她年轻很多，也很英俊。但《鸦片茶》里只写到了第四任，她原计划写《鸦片茶》的续集，在里面提到后面两个丈夫。可惜，这本书还没出版，她已去世。
贝安加敢爱敢恨的性格终生未变。第四任丈夫有了外遇，她一气之下把和他生的儿子改姓了谭（Tam），而他们共同创建的当地一家很大的服装设计公司，也忽然一夜之间被大火烧得精光，损失惨重……贝安加在重重疑虑的目光之下，又开始追寻下一段精彩生活。谭爱梅曾直言不讳地问她：“你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吗？怎么会允许你结6次婚？”贝安加略带戏谑地轻轻一笑：“我每次跟前任说，我要跟别人结婚了，就离开他。”——贝安加或许是现实生活中的卡门，永远忠于自己的情感，爱情才是她的宗教。1988年，贝安加与第六任丈夫结婚的婚帖上，左边印着谭展超和她的结婚照，右边印着她和新婚丈夫的结婚照，可谓惊世骇俗。
1985年，贝安加的自传体小说《鸦片茶》出版后轰动一时，仅在意大利就销售20万册。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23种语言。不过遗憾的是，这本与中国抗战历史有紧密关系的书，竟然没有中文版。“我没有问她原因，我想，她也明白这本书是基于真实经历，但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如果翻译成中文，可能会有很多人去核实甚至质疑她，会有很多麻烦。”
《鸦片茶》里有很多猎奇的成分，除了描写贝安加与谭展超的性爱之外，甚至还有贝安加与谭家女仆暧昧的同性之恋。颇有东方神秘色彩的“鸦片茶”成了贯穿始终充满某种暗示的象征物。“贝安加在书里写我们家种鸦片，但我后来问我堂姐，她说谭家根本没有这个生意。”提起这个，谭爱梅有点哭笑不得。
耐人寻味的是，贝安加一直保留着Tam这个姓。在《鸦片茶》中，无论贝安加后来有着什么样色彩斑斓的感情生活，她的笔下却自始至终流露着对生命里第一位男性——谭展超的爱恋。在谭爱梅看来，贝安加实际上是在用一段又一段的婚姻来报复她最深爱的男人。而“夺走”谭展超的何懿娴，无疑是她生命里最无法释怀的对手。“贝安加的意识中，好像一直认为我妈妈还在人世。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她我妈妈早已过世的时候，她好像有点震惊。”得知何懿娴早已离世的消息半年之后，贝安加就去世了。是“对手”的消逝，让她潜意识里终于放弃了这场生命力的竞争？
1960年谭展超去世的时候，何懿娴只有43岁。她不得不担负起一个大家庭的全部重任。
来台之前，何懿娴的身份是护士。但因为时局动荡，她当年在香港取得的护士执照早已丢失，也无法重回医院工作。此后不久，她消失了一段时间，爱梅后来才知道她是从水路藏在船舱底下，偷渡到了香港。但因为她离开的时间太久，医院一时无法再颁她护士执照。何懿娴无奈又回到台湾
走投无路之际，何懿娴给蒋纬国写了封求助信。当年蒋纬国曾陪同蒋百里访欧，与谭展超相识。蒋纬国还比较讲义气，收到求助信后，为何懿娴写了封推荐信，将她安排到台湾银行做了临时雇员。何懿娴之前从无在银行工作的经验，此后每天清晨5点，她必定起床练习打算盘。何懿娴很用功地学习，加上她本来英文就好，又写得一手好字，她从屏东分行的基层，不断升职，最后升到台湾银行台北总行的办事处。
直到很多年后，谭爱梅才意识到，小时候在家里从未见过父母的结婚照。“他们的正式婚姻关系也许始自来台后的一次户口登记。母亲怀抱的是她对父亲终生不渝的爱情，这份爱情使她在逆境中独自撑起我们的家。”
谭爱梅在美国时，曾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里写：“我从不悲苦到子女，拼命挣扎来苦自己。尽量撑起这个重大的家庭责任。养鸡、卖鸡蛋、晒鸡粪，都是一个人来做……夫妻之间，从开始就不谈钱，感情愈好的夫妇得天忌妒，20年前就把我心爱的丈夫夺走了。你可怜的母亲，挣扎20年，得到今天的心脏扩大血压高，再也撑不下去了。属幸上主给我的力量，在四面楚歌狂风暴雨中，能养大4个孩子。”
写了这封信后不久，1979年的某一天，何懿娴在去台湾银行上班途中，突发心脏病，倒在台北火车站前去世了。可是当时因为谭爱梅与丈夫杨诚参与保钓运动，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她也没能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告别与相逢
贝安加走得很突然。1993年7月，谭爱梅陪她在阿尔卑住了一周。8月，贝安加的女儿艾洛玛前来探望她。见母亲重病，就和其他兄弟姐妹商量，把贝安加接回了意大利，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治疗。但是倔强的贝安加坚持要回到她在阿尔卑的家。9月，谭爱梅收到贝安加从意大利米兰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一张风景，只简单写着“Hope to come home soon”（希望尽快回家）。不久，谭爱梅一家回台湾探亲。11月回到纽约去邮局取信的时候，竟然见到贝安加的讣告和葬礼邀请信——这才得知，贝安加是10月14日去世的。
与《鸦片茶》的“偶遇”，也让谭爱梅开始了对西半球另一个谭家的寻找。1993年8月，去阿尔卑探访贝安加的艾洛玛，在回意大利的途中，按贝安加的要求，来纽约与谭爱梅一家会面。这是谭爱梅第一次与西半球另一端的谭家见面。
“准确地讲，我们并不是‘重逢’，因为我们以前从未‘逢’过。”谭爱梅在纽约看见了一头黑发的艾洛玛，看来就是一个十足的中国女人。不知是否因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艾洛玛在罗马大学念文学的女儿，对中国大陆作家阿城的小说很着迷。让谭爱梅吃惊的是，艾洛玛还记得童年在上海的时候咬了哥哥强纳生的那条大黑狗。“我记得强纳生拿石头去砸那只狗，狗冲过来咬了他的脚，伤口不大，没想到当天夜晚就发高烧，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法救了。”
2012年，谭爱梅与丈夫杨诚从纽约飞到罗马，和从瑞士飞来的尤拉第一次见面。尤拉的小儿子朱利安也携家人过来，朱利安长得很像谭展超。贝安加离开都匀时，尤拉还不满两岁，无论对父亲还是对贵州的生活已毫无概念。尤拉后来告诉谭爱梅，为了嫁给比自己小的丈夫，贝安加曾两次改了自己的年龄——当然是越改越小；如果根据第六次结婚请帖的日期计算，贝安加真实的年龄应该是68岁了；尤拉还说，贝安加在加州的医院去世后，负责开死亡证明的医生拿出三本护照来问尤拉，哪一本上的生日是正确的。“如果按其中一本护照时的年龄，她两岁时就生了我！”尤拉说着母亲，犹如自己的姐妹。尤拉还笑着说，以前贝安加每搬到一个新地方，都会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问当地教堂的神父，有没有英俊、体健而多金的单身男性可以介绍给她。
不管贝安加在动荡的时代里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母亲”这个角色上，她毫无疑问是称职的。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几个孩子，给他们最大的庇护。如今，贝安加的几个子女都在欧洲过着不错的生活。从照片上看，他们都有着很强烈的东方特点，宽大的鼻子、深色的头发和皮肤。
与《鸦片茶》的偶遇，让谭爱梅在无意中探进了一个被封存已久的秘密。贝安加去世后的几年里，谭爱梅陆陆续续地与父亲的另一些孩子们见了面——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感觉，他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活了几十年，却从来不知道彼此。几年之后，谭爱梅与哥哥谭雄飞把这些记忆碎片用文字串联起来，出了一本《被遗忘的年代——寻找两个谭家与一个女间谍》。“东西半球两个谭家的子女都是战争的儿女。玲珑格和强纳生在意大利都灵出生时，父亲在那里的陆军大学就读，尤拉出生在父亲练兵的贵州都匀，艾洛玛出生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强尼出生在日本投降后的广州。我姐姐友梅出生在昆明，我哥哥雄飞出生在广州，我出生在沈阳，我弟弟杰飞出生在嘉义，这些都是战争和内战的足迹。”谭爱梅在书里平静地写道。在那些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背后，涌动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动荡与苦难。
文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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