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运动休闲风会刮到何种地步
曾经被认为是失礼的穿法，如今被合理接受了，真是一片混乱。
运动市场，又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社交，又是因为社交，健身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去健身房不上传照片，路跑不发发数据，内心的成就感可能会至少打个五折吧。正是如此，一身好行头越来越重要了。比如说，瑜伽课程就像一场瑜伽裤的秀场。去年夏天，美国的瑜伽裤的中位价格为87.29美元。
不仅是在美国，Lululemon在香港开设的第一家专卖店预计今年销售可达到800万美元。据市场研究公司欧睿国际（Euromonitor）预测：到2020年，中国运动装市场的规模将超越奢侈品市场。以每年双位数增长率计算，2020年将达到2808亿元人民币。届时，欧洲运动装市场规模将达6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171亿元）。
事实上，对于运动市场，科技行业是最先做出积极反应的。然而，智能穿戴概念形成，至今市场销售数据并不平稳，去年6月上市的Fitbit一年里股价跌了一半多。除了技术上的更新，智能穿戴品牌也意识到“颜值”的重要性。
Fossil下属品牌Misfit最新发布的智能手环Misfit Ray在设计上一改此前传统圆形设计，采用圆柱形风格，除了把它戴在手上，还可以把它的表带拆下来，配上项链戴在身上，连发布会都设计成了迷你秀场。这般弱化“智能”、突出“时尚”，已经变成越来越多手环产品正在做的事。
运动与时尚的边界早就模糊着。咨询公司NPD曾经公布过一个运动服市场的数据，2013年3月美国市场运动服销售额有3090万美元，其中有512万美元的收入来自时装店，和运动品牌专卖店565万美元的销量相差无几。
在社交名人如碧昂丝，和高级服装品牌们正式踏入这场混战前，没人太较真这类具有运动属性的服装应该叫什么，是专业运动品牌所称的“运动服”还是时尚快消品牌说的“休闲服”，毕竟，那时还不像现在——大街上、健身房、瑜伽室，甚至是办公室随处可见，却也不失体面。就连网购平台Net-a-Porter都新开了一个名为Net-a-Sporter的分类。
2014年出现了“Athleisure”这个称呼，由athletic（运动的）和leisure（休闲的）共同组成。在美国版《Vogue》编辑的眼中，这两个词明明像南极和北极一样不能调和：“你无法在提高BPM（心率）时完全放松，不是么？”
事实上，无论它应该叫什么，最初的目标客户是怎样的，其如今的影响力和所覆盖的购买人群都远远超越了原本的范畴。在快消领域，GAP的运动品牌Athleta在2014纽约时装周首次亮相，在时尚的设计下其功能性覆盖了瑜伽、跑步、滑雪、网球和冲浪等项目。同年，Alexander Wang和H&；M合作推出打底裤和氯丁橡胶运动衫。终于今年Zara也按捺不住了，推出了可供运动时穿的系列。
看上去，Zara用的都是普通运动服的制作面料，有基本的吸湿排汗效果，但并没有提到更专业的功能描述。尤其是运动Bra，也没有根据运动种类作更多细分。可见其与专业运动品牌的目标差异。
来运动市场搅局的可不只有快消品牌。高级服装品牌如纪梵希的设计师里卡多·堤西（Riccardo Tisci）曾在一场秀中和Nike合作推出过篮球主题的一系列运动衫。去年秋冬季Stella McCartney的服装秀也看出了其与Adidas的合作意向。今年，范思哲把运动风格带进了高级定制的范畴。
正如《WWD》曾对运动系列服装评论的那样：“它们看起来是为了跳舞、健身、运动而设计的，既有技术性能又不失时尚感，这很符合经常运动的女性消费者的心意。同时，它们也吸引了那些想让自己‘看起来’热爱运动的女性群体。”
且不说大部分高级服装品牌需要高于标准的清洗成本，难道真有人期待穿着硅树脂材质、霓虹橙色的紧身剪裁范思哲去运动吗？的确，“看起来”成了Athleisure风格盛行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去买这种运动服装并不是为了运动穿的，而是日常着装。
打底裤成了新时代的牛仔裤
在《纽约时报》的时尚记者们看来，去年11月的纽约马拉松相当于世界上最大的打底裤的秀场。运动场景中这样也罢了，可打底裤越来越普遍和自然地出现在了大街上和办公室中。这种对打底裤介于“失控”的追捧让人联想到了“运动鞋文化”（sneaker culture）。
Charlie Porter网评论道：时尚业喜欢忽视或贬低20世纪晚期运动鞋和运动服对时尚产业产生的变化，它们始终面向公众并直接让消费者参与其中。虽然这是对时装体系的一种扰乱，但却催生了新的形态。
滑雪者、冲浪家甚至是技术宅都被卷入这场提升运动服装形象的运动中。“你能看到穿着休闲的技术型人才在出席正式会议时仍然要求被尊重。”鞋履专家伊丽莎白·申海克（Elizabeth Semmlhack）表示，“一群具有科技背景并敢于冒险的人，开始用这种着装风格挑战传统的西装革履在正式工作环境中的排他地位。”
加之如迈克尔·乔丹这样的非裔美国运动员和像Run-D.M.C.这样的音乐家的影响，它再也不是让你星期日穿上洗车的那双鞋了。“他们也多样化了男性的成功形象，这让传统单一的西装风格在90年代开始被淡化了。”申海克补充道。
2008年“功能性运动鞋”在第50届格莱美奖上被歌手坎耶·维斯特重新定义了。2014巴黎春夏高级定制的秀场上，香奈儿的模特们脚踩球鞋，搭配长礼服、裤装以及正式的套装短裙。这都成为打底裤终被时尚业接受的参考例证。耐克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曾在纽约的女性创新峰会上声称：“打底裤是新的牛仔裤。”
这是一种极富“野心”的宣言，除了牛仔裤是接受程度最高的日常着装之外，它背后的隐喻也很多。伊夫·圣·洛朗常说：“我多希望是我发明了蓝色牛仔裤，它最引人注意、最实用、最无拘无束又漫不经心。同时它还有态度、质朴、性感、简单——它有一切我希望在我作品中呈现的特征。”
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一书中引用了菲尔·科恩的观点，牛仔装扮再现了整个社会流动过程的元叙事。它诞生于对无产者元素的系统性夸大，是对想象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西装、领带、发胶）的补充性压抑。这种产生于工人阶级的材质本是以“反时尚”的面目登上舞台，却最终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时尚单品。
“从海滩到街上再到一些办公室，打底裤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画风。”Doneger Group市场调研总监汤姆·朱利安对《时装商业评论》说，“正如曾经成功的牛仔裤营销，正式的、休闲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不合时宜，运动服制造商将会争取到同样的效果。”如今，在北美，打底裤已经对牛仔裤销量造成了威胁。
即便Lululemon把一条瑜伽裤卖到了100美元的价格，仍然有大把狂热的“粉丝”愿意买单。像Lucas Hugh这样更贵的品牌推出的打底裤价格更是高达225英镑。这种类似于牛仔裤的高档化表明，可以高频率穿着的通勤打底裤在奢侈市场同样具有吸引力。
究竟打底裤能否达到牛仔裤的地位，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牛仔裤的成功归咎于它以其方式——文化意义和与现代性的长期协作，适用于任何阶级、种族、年龄、性别和地域的人。对打底裤来说目前还仅是作用于女性消费群体。但背后那个支撑它的运动与健康的概念，已经上升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并还处于新生阶段。
办公着装要求的终结
总能看到这样的时尚网络头条：歌手伊基·阿塞莉娅穿着瑜伽裤上红毯；英国女星卡拉·迪瓦伊穿着球鞋参观白宫。曾经被认为是失礼的穿法，如今被合理接受了，真是一片混乱。
要知道曾经的着装要求是多么严格。如果没有在派对上穿高跟鞋，就必须要找一个像“出门仓促，把鞋忘在办公室”的借口来掩盖这个尴尬的事实，你可能是现场唯一穿平底鞋的女性。如今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每个人都穿着时尚的运动鞋，无论它是耐克还是香奈儿的。
2015年有过一场“平底鞋”的喧闹，据说当时有两名女宾因为穿着平底鞋而被禁止走上戛纳红毯，而官方推特对此予以否认。今年，茱莉亚·罗伯茨在戛纳的《金钱怪兽》首映式上赤脚上阵，这是先锋还是过了？
高跟鞋是不是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反正对男性在很多场合确实没有这般严苛的要求。尤其是在办公着装这一点，对女性的要求通常比男性多一些。2010年的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被爆出，公司以一本44页厚的指导手册专门规范员工着装，里面甚至注明了对服装肩宽和内衣形状的要求。
那次事件之后，所有公司对员工的要求都逐渐合理起来。“相比于曾经，如今员工的着装更忠于自我的表达，而不再是工作机构的表达。”福特汉姆大学时尚法学院创始人斯卡菲迪教授表示。然而，如此一来让办公着装的要求变得含糊不清，尤其是办公和休息的着装界限难以把握。
当克斯缇（Kirsty Wark）以正规的西装搭配慢跑裤出现在电视播报上时显得并不那么自在。虽然Athleisure风格有垄断市场的趋势，但它真的适合出现在工作场合里吗？
《彭博》杂志针对Athleisure风格是否能算商务休闲进行了讨论。女性员工越来越希望办公着装在不乏专业的同时能够舒适、方便。昂贵的打底裤搭配丝巾或其他装饰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同时省去了下班后，提着换装袋去健身的麻烦。
对此，各方立场和意见有很大的分歧。运动服装网店Carbon38的“80后”联合创始人卡罗琳（Caroline Gogolak）认为运动服装是成衣的一种新形式，符合办公需求。而时尚教父蒂姆·古恩（Tim Gunn）持反对意见，62岁的他虽然承认自己老了，难免固执，但他仍坚持舒适并不是借口，DVF的裹身裙可以同样舒适。相比之下打底裤或瑜伽裤就显得太随意了。
克里斯汀·戴（Christine Day）——Lululemon的前首席执行官，如今阿迪达斯的顾问——虽然并不认同Athleisure这个称呼，但肯定了其意义：“它的作用是完成从工作到运动的转换，更轻松地把运动带入生活。这与随意无关。”
从前，观众看电影《打工女郎》只要把梅兰尼·格里菲斯穿的皮夹克短裙换成坯布套装，观众就能大概猜到她的人物背景和工作。现在应该很难实现了。“我们即将进入个人表达胜于职业身份的时代。”斯卡菲迪教授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权利转换。”
文 杨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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