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域合作：为制度化安排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45期
——专访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李向阳所长
“除非中国自己内部出问题，否则外部很难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进程，这种进程持续下去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种前景使得大国对中国羡慕嫉妒恨的心态都有，所以，中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为我们在未来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对称与断裂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过去数十年获得了高速发展，是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诱使各国纷纷转向区域经济合作？
李向阳：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多边贸易谈判机制本身出现了问题，尤其是WTO关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受到了阻碍。2001年WTO启动了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在2至3年内结束，但直到现在13年时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都没有成功。今年上半年关于服务业的一次谈判，因为印度不同意，谈判也流产了。这种多边层面的谈判和规制制定出了问题，使得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逐渐转向区域层面，利用FTA这种平台来制定能实施的规则。
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再全球化浪潮。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在过去2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利益的相对受损者，虽然他们也承认全球化给所有国家带来了收益，但跟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比，他们获得的份额相对更小。至少从表面看，新兴经济体取得了高速增长，而西方国家经济增速相对比较慢，所以最近几年，西方谈再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所谓的再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制定或修改原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本质就是要改变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西方国家认为，西方的经济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新兴经济体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这使得西方国家处于不公正的状态下，所以要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改变这种格局。但这些要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又没法达成共识，只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新的平台和机制来制定新规则。正是由于西方大国对待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立场的转变，最终使得区域主义在过去十几年中取得了迅速发展，包括美国、日本这些多边主义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说法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让位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李向阳：这个说法应该是能成立的。面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平台从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大国都在力图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平台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传统上欧洲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域，欧盟的东扩更是通过扩大一体化的范围和规模来放大自身的竞争力。美国从最初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虽然因为巴西等国的不合作最终没有谈成，但都显示出美国在对待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由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日本在传统上是一个对多边主义极为坚定的国家，但是近年来日本也在转向。由此我们看到世界上三大经济体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都在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发展速度和程度上存在着地区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热点的亚太地区，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处于什么水平？有何特点？
李向阳：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是比较奇特的。按照一体化的机制或自贸区的协定来说，它的发展水平非常低；但是按照实际一体化程度来看又比较高。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靠市场驱动自然形成了一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分工越来越细，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的产业链。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接下来是韩国、新加坡，再往下则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亚洲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是市场驱动型，跟欧洲、美洲的制度驱动型不一样。从制度驱动的角度看，亚洲并没有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可以说一体化发展水平很低。但从市场驱动的角度看，亚洲的实际一体化程度和经济相互联系程度又很高。这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亚洲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数量和质量不对称。现在亚洲地区的自贸区数量在几大洲里是最多的，但却是分散的，很多是双边或少数几个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涵盖整个区域的自贸区安排。
第三个特征是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推动者跟实际经济实力不对称。在其他地区都是由最大的经济体来推动，而在亚洲，则是由一组小国组成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东盟作为亚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第四个特征是区域外大国跟区域内大国对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不对称。在其他地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者或影响力最大的都是本地区的国家，而在亚洲影响力最大的是区域外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最近几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的立场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洲的一体化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现状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经历了怎样曲折迂回的过程？
李向阳：亚洲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一直存在，但直到本世纪初，亚洲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才进入真正的发展阶段。起点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1999年正式表态要参与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国与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进而引发韩国和日本分别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10+1”进程。与此同时，中日韩也启动了三方自贸区谈判，虽然到现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按照中日韩与东盟“10+1”机制下的发展逻辑，应该逐渐进入到“10+3”的发展阶段，形成一个能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自贸区安排。但是由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这个进程被搅乱了，“10+3”演变成“10+6”，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10+3”的基础上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就是说，现阶段亚洲区域一体化出现了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至于哪一个最终会成为亚洲未来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核心，现在还不确定。
竞技场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强调对成员国的静态经济收益，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更多是寻求动态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这里的静态经济收益、动态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具体是指什么？
李向阳：传统国际经济学强调的静态经济收益主要指贸易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或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益是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因引进投资数量增加而带来的收益，而在参与过程中受损的则被称为贸易转移效应。动态经济收益是考虑到了时间因素，比如说因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引发产业调整，劣势产业逐渐萎缩、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动态过程。除此之外，尤其对一些大国来说，还有非经济收益，包括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解决非经济领域的冲突和争端等。比如巴西跟阿根廷，两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冲突，但是因为融入到南方共同市场这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冲突都降低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这个场域里，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等各大势力参与其中的实际动因是什么？各自寻求的真正收益又是什么？
刘向阳：美国是世界霸主，同时也是亚太地区经济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美国的自贸区战略应该放在全球层面上来看。作为再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利用新的平台重新制定新的规则，应对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亚太地区是TPP战略，在大西洋就是TTIP战略。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美国率先推出TPP，就是要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和规则的制定，防止中国成为主导者，这是美国的基本动机。
日本的情况就跟美国不太一样。之前日本一直在试图成为亚洲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自从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后，尽一切可能制止中国来主导亚洲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是日本从民间到政府精英阶层的基本共识。但日本本身又没有能力单独跟中国竞争，只能采取“脚踩多条船”的策略，在中日韩自贸区、RCEP、TPP这三个亚洲最重要的自贸区协定中都有它的身影。“脚踩多条船”策略是和日本在亚太区域及全球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日本既不想只跟着美国一家走，最后失去亚洲市场，又想依靠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至于韩国，它在亚洲是一个中型国家，没有单独主导亚洲秩序和规则制定的能力，它采取的是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策略。韩国跟世界上主要大国的自贸区协定都已经签署，同时又在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但由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预计今年中韩的双边自贸区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对韩国而言，单独依附于某一个大国对它来说是不利的，只有跟相互矛盾的大国或者不一致的大国同时合作，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而东盟是由亚洲的10个小国组建起来的共同体，它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被边缘化。由于亚洲的主要大国尤其是中日之间存在矛盾，客观上为东盟充当亚洲一体化的驾驶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它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成功。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又是什么？
李向阳：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实际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想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第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客观上必然要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规则的基本特征是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成本/收益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国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到规则里来，从而在国际分工中获得较大利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通过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是中国特有的目标。无论是参与多边合作还是参与区域合作，实际上都有这么一个连带的效应，通过更高程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国内管理体制和企业构成压力，促进改革。
除此之外，中国参与区域合作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就是国家的统一，这是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动机。海峡两岸之前签署的ECFA，包括跟香港、澳门地区签署的ECFA，都是为了促使国家统一而参与的准自贸区安排机制。
最后一点，既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必须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因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或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一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选择是东亚地区、亚洲地区，然后扩展到亚太地区。
中国的机会与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分析了不同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也必然存在对未来区域主导权的争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向阳：主导权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前些年我们好像不好意思承认，但实际上大国的所谓主导权并不是说让别的国家成为你的附庸，而是通过在自贸区规则制定过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在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也把美国的规则和理念贯彻进去，当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在多边场合时，更多体现的就是美国人的理念，客观上把美国的影响力在多边层面放大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自贸区里都存在主导权，这是不需要回避的问题。我想中国不会致力于成为区域的霸主，但在客观上我们也不能否认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有主导权的争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机会在哪里？
李向阳：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为我国参与区域合作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取决于经济规模，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贸易规模。而贸易规模里更重要的则是进口规模，也就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场。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自然而然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调整，我们不再寻求一种以贸易顺差为目标的贸易战略，而是进口规模增速会越来越快。这几年已经出现这种现象，我国的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这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出口市场。市场规模将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风险和潜在风险又是什么？
李向阳：我想风险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亚洲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安排高度不确定，存在几种合作机制并存的格局。如果将来不包括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成为这个地区未来的主导机制，那么中国就面临着被排除在外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未来区域一体化中不仅有商品还有资本、人员等的流动，这种流动可能会对我国现行的金融安全乃至政治安全产生冲击。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会不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三驾马车
三联生活周刊：亚太区域合作发展到今天，在合作路径上出现了多种竞争性构想。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而东盟则提出了新的东亚合作框架倡议——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是否意味着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框架重构阶段？
李向阳：还不能简单地说是重构，因为亚洲原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只能说在框架形成过程中，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得原来的发展进程改变了，出现了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对于三者未来的前景，各方的评价也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TPP还是最有影响力的。虽然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参与TPP，但TPP对亚洲的影响将会是最大的。按照TPP的发展势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将是TPP的成员。并且从制定的规则看，TP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是最高的，这是美国人所标榜的“21世纪的高质量的规则”。
RCEP是一个涵盖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东盟十国共16个国家的自贸区协定，可以说把亚洲主要的国家都涵盖进去了，包括的人口从区域来说甚至比TPP还要大。但是RCEP本身制定规则的质量跟TPP比起来档次较低，更重要的是，这16个国家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谈判，仍然是未知数。从目前谈判的难题看，RCEP即使谈成了，它的自由化程度也会比TPP低。
第三个是中日韩自贸区，虽然它的经济收益潜力非常大，但是中日、日韩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个谈判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我把它称之为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三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谈判平台，但是又谈不出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我国该如何处理与这三驾马车的关系？
李向阳：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且不说陷入胶着状态遥遥无期的中日韩自贸区，如果2015年以后TPP和RCEP都谈成了，那么在亚洲就出现了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一个不包括美国的RCEP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其他国家会如何选择，把合作重心放在哪个平台上，都是不确定的。对于中国来说，很显然我们不能消极等待。一方面从外交上我们必须要支持RCEP谈判进程，使它成为一个更具有活力和实际意义的自贸区协定。另一方面，我觉得要积极推行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的“一带一路”主张。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自贸区协定，更不是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而是一个适合亚洲发展多元化诉求的新型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并不排斥其他现有的自贸区，这可能是中国在未来的区域一体化里的一个新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认为TPP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牌，你怎么看？我国该如何应对？
李向阳：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如何来应对，是美国21世纪对外战略里最优先的目标。我在这里没有使用“遏制”，而是“应对”，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词。至于这种“应对”是采取遏制式的，还是竞争式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遏制因素的。TPP有些规则跟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无法相容，并且是根本意义上的不相容，所以我只能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无法接受TPP这套规则。而从美国的角度，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中国加入，从TPP的框架设计到谈判进程，美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接受不了，并且美国已经明确表态，在TPP12个创始国谈判完成之前不再接纳新的国家，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TPP是一个排除中国的俱乐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认可美国的TPP战略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但并不是“冷战”时期的那种遏制，所以我更愿意使用“应对”这个词。
听上去中国是被排除在外，但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前景反而是最好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在可持续发展，除非中国自己内部出问题，否则外部很难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进程，这种进程持续下去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种前景使得大国对中国羡慕嫉妒恨的心态都有，所以，中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为我们在未来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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