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老北京
老北京消失了，但它长留在声音记忆中。
现代城市的声音环境和古代城镇截然不同。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棋对《红楼梦》中涉及的声音做过检索研究。在这部以清代北京为背景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里，一共有536种声音，共出现1.4651万次。除了人的声音外，出现最多的是大自然的声音：雷声的音量高过一切，风声有微风、狂风和暴风的分别，流水声是一种经常性的背景音。“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自然当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在荣国府内相当安静，居于其中的人听到最多的是脚步声、门帘声、磕头声，咳嗽声有时是一种暗示，摔瓷器的声音是内心不快的表达。
小众的声音博物馆试图用声音保存下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在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就有一间五六平方米大的屋子，里面收集着北京胡同的声音。声音博物馆的创建人就是秦思源，一个中英混血儿。他的姥爷和姥姥是文学家陈西滢和凌叔华伉俪，他们曾经是博物馆所在院落的主人。1946年，陈西滢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夫妇二人前往欧洲，随后定居。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嫁给了汉学家、英国人秦乃瑞，秦思源便出生在英国。2012年，北京的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在英国查尔斯王储基金会的资助下将院落改成一间讲述史家胡同历史的博物馆，他们向秦思源咨询布展事宜。秦思源的建议是专门辟出一个空间来展示胡同声音——有了2005年“都市发声”项目的经历，他意识到了中国声景的特别，声音在唤起情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这间小屋里有一块电脑屏幕，墙壁上挂着6台立体声环绕音响。看似单调，但能让人津津有味地待上半天。屏幕上，有年代、时间段和天气的选择。比如你可以点击“50年代前、夏、日、晴”的组合，那是一串叫卖金鱼的吆喝：“大——小——嗨小金鱼儿嘞——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背景里还有持续的蝉鸣。如果将“夏”换成“秋”，则是秋海棠和柿子的叫卖声：“哎——没有虫的海棠哎，多给嘞”、“赛糖的柿子像喝了蜜呢”。旧时的北平城里，小贩们总是日分早晚、年按时令地叫卖物品，居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叫声中感知四季变换。叫声中还流露出情绪。“酸梅汤——桂花味——喝到嘴里面冒凉气——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弄碗尝——大碗的酸梅汤来——俩子儿一碗哎——”这样的叫声是欢快明亮的，里面透着清凉。而“硬面——饽饽！”是短促而厚实的，有点苍凉和无奈，因为卖硬面饽饽的人都是午夜时分出门，给夜间消遣玩乐的人提供这种形如烧饼，中有夹馅的夜宵。他们会在夜风中辛苦叫卖到凌晨三四点。
声音博物馆的100多种声音中，大部分是吆喝声与响器的声音。这是和过去京城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胡同格局密切相关的。为了方便住户生活、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吆喝声非得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不可，好配合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走街串巷的小贩有的是边吆喝，边使用响器；还有所谓的“八不语”行当——就像卖鸡毛掸子的，若是吆喝“好大的掸（胆）子”，估计会把顾客吓跑，于是会通过使用响器，让听者产生固定的商品联想。敲梆子的不是卖豆腐，就是卖香油的来了；摇拨浪鼓的是卖日用百货、女红绒线的小贩，而敲小鼓的是收金银细软、古玩旧货的商人；铃铛的种类最多，有串铃、扇铃、脚踏铃、手摇铃和冰盏。冰盏其实是黄铜制成外表磨光的碟形碗两只，敲打时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是一种露水滑落一般的“滴滴、嗒嗒”的声音，夏季时卖冰镇果子干、玫瑰枣、雪花酪的小贩都用它来吸引顾客。
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的孟子厚教授告诉我，声音史料有一种独特的价值，会成为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印证。“像是北平沦陷后，叫卖声也发生了变化，‘擦皮鞋’的喊声中有了日文单词‘库兹’（鞋子）。”孟子厚曾经组织学生对今天人们于响器的感受来做调查。“其中很多响器，人们在听到声音后，会用烦躁、压抑等贬义词来描述，因为已然不知道功用。”比如剃头匠用的名叫“唤头”的响器——使用的时候，两根一尺二寸的铁条固定在手柄上由左手握住，右手握着一根钉子从铁条中间蹭着向上挑。这种尖锐的声音如今只能被形容为“铁棒摩擦发出的噪音”。
20世纪50年代，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私营经济逐渐消失，千姿百态的吆喝声与响器声便暂时无处寻觅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复苏，这种声音才再次出现。尽管旧城改造中胡同面积大幅度减少，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吆喝声与响器声已经简单多了，但还是会让初听者觉得新鲜有趣。2003年，美国记者何伟在东城区的菊儿胡同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文章《胡同情缘》中，他记录下每日听到的声音：“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一遍又一遍高喊着：卖—啤—酒！早上8点就能听到。卖大米的贩子居于高音区，醋贩子则把持着低音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击乐……4月末的一天，我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长—头—发！长—头—发！那是一段全新的音乐。彼时天气转暖，到了理发的季节。小贩希望收齐100磅优质头发再回到河南，这些发制品则大都销往美国和日本。”
收集声音并非易事，秦思源都是找录音师来重新进行录制。那些叫卖声是由经常进行民俗表演的吆喝艺人来完成的。秦思源发现，由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吆喝声大多是经过了艺术化处理，需要纠正。于是他将声音博物馆的起始年代设定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老人依旧健在，能够回忆声音是否准确。”要录一条纯净的鸽哨有些困难，“因为鸽子早晨飞翔时，城市已经苏醒，总是有着嘈杂的车水马龙声，这就难以和一个民国时代的场景音相结合”。最后他是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世代玩鸽的人家。
秦思源最近刚刚辞职，打算一心一意来完善声音博物馆。他还希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搭建一个声音博物馆网站，到时“时间跨度会一直到今天，分类也更加细致”。好比会加入北京不同城区的选项。“南城平民多，叫卖声五花八门；像史家胡同这片，过去都是达官贵人居住，直接有人送货到府上，就不太会有小贩出没。那么你点击南城和东城，声音环境是不一样的。并且过去人们的活动范围小，可能一辈子都在一个城区内待着，东南西北城的口音一听就能辨识。”不同年代的自然声差异更大，“雨水落在瓦片上，和落在钢筋混凝土的大楼上就有区别；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城里的树种不一样。‘混槐树’的知了和‘混杨树’的知了绝不能混为一谈”。50年代之后，叫卖声日益削弱了，但其他声音变得强大起来。“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最高指示’都是通过遍布全城的喇叭来传达的；‘除四害’运动中，人们敲盆打桶让麻雀受到惊吓不能落地，最后精疲力竭坠落而亡。那种铁器敲击的声音是贯穿时代的背景音。”
声音串联起国家的变迁和个人的成长。许多声音是和秦思源的记忆相联系的。1992年，秦思源在北京组建过一支叫“穴位”的摇滚乐队。当时他住在民族文化宫附近的大沙果胡同，乐队排练在另外一条学院胡同。90年代初的北京，满街的自行车车铃声，公共汽车开起来颠得要散架的声音、国营商店售货员有气无力、爱理不理的应答声都让他印象深刻。民族文化宫距离电报大楼不远，因此他每天都沐浴在整点报时的《东方红》音乐中。“钟声透过一种质次的喇叭来传播，刺耳，震得耳膜发疼。”如今那片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变成了高楼林立的金融街。1994年，父亲秦乃瑞出差下榻在民族饭店。秦思源看望父亲时，正好从酒店的窗户目睹了铲车对大沙果胡同的拆除。秦思源现在定居在大山子“798”艺术区一片，很少进城。偶尔听到《东方红》的钟声时，他便感到恍惚，北京往事扑面而来。
记者 丘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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